中国自上世纪末逐渐步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不仅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改变，也促使了社会两极分化的形成，造成了社会两级甚至横向、纵向多级的断裂。这种断裂直接导致社会权利主体的分化和权利分配的失衡。社会分层、阶级分化和文化转型加快了各种矛盾发生的频率和速度。　　与此同时，以互联网技术发展为代表的新传播革命将我们置身于一个多元传播的生态环境之中。“媒介”场域的扩展和延伸不仅开放了一个更加平等、自由的公共对话空间，同时也提升了社会的可见度与透明度。当处于社会底层公众的意识不断觉醒，他们开始迫切地希望表达自己的权利诉求。但当某些社会制度性权利救助渠道不畅或缺失导致公众维权无望时，他们转而利用一些外在资源作为第三方诉求对象。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为这种“第三方”的形成提供了可能，它在结构上的最大影响是分权和赋权，进一步打破了以往权利结构的不平衡状况。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获取、应用和控制信息的能力从少数组织和个人的特权变为多数公众可以享受的基本权利，为用户提供了诸多便利。公权力在信息民主化的过程中成为被聚焦的对象，各种社会主体被置于一个紧张的“全景化围观”的环境之中。同时，传播资源的泛社会化和传播权力的全民化使得利益关系不断变化、思想观念日趋复杂、社会矛盾逐渐凸显，这些都使得网民利用新媒体维护自身利益的事件呈现出更多、更频繁、更密集的趋势。　　新媒体的发展拓展了抗争的渠道，赋予了公众新的维权抗争武器。在抗争行动中，个体或群体的利益诉求事件经过媒体聚焦后，往往能迅速引起社会多数人的情感共鸣。而个人或少数人关注的焦点会逐步超越个体利益本身，演变成社会相当多人关注的公众议程。他们利用网络手段凝结同为“弱者”个体的陌生人，建立起一支对抗公权的强大队伍，继而通过舆论向政府施压，迫使政府重视相关问题并作出回应或实施解决方案，从而使自己或同为“弱者”的他人的权利得到维护。这种“以弱博强”的抗争形式投入低、见效快，它促使新闻演变的过程从幕后走到前台，并将抗争的武器、抗争的手段、抗争的过程展现在公众面前，是一种公开的文本。可以说，“网络赋权”开启了抗争行动的序幕，并进一步加速了抗争的扩散。　　随着我国社会法制进程的不断推进，无论是冲突时发的现实环境还是根据需要增加警察配枪的新增规定，都将民与警的关系问题推进了公众的视野之中。这些问题也在庆安枪击案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可以说，庆安枪击案是新媒体环境下各种权力主体进行利益角逐的一个经典性案例，它得到了广大网民即潜在利益相关者的高度关注，可以作为转型社会下人民与公安干警关系方面的样本来解读，对于正在着力建设法治社会的中国具有启示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