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正式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阶段,经济增长速度已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动力逐步从投资驱动、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区域技术创新在推动各地区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愈发重要。现实中企业在区域技术创新中处于主体地位并发挥着主导作用,而受市场力量、地理位置及资源禀赋等诸多因素影响,隶属于不同产业的企业在全国各地区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集聚现象,区域产业集聚成为推动区域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实际载体。通过对我国区域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水平的空间地理分布进行考察发现,二者发展程度都较高的地区存在着较高程度的地理重叠。事实上,对我国区域产业集聚与技术创新的空间地理分布进行观察会发现,区域产业集聚与区域技术创新之间在地域分布上同样存在高度的正相关性。上述经验事实发现自然而然地引发以下思考:区域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是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哪些行业的产业集聚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哪种产业集聚的外部性更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相关产业集聚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区域产业集聚对区域技术创新是否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哪些行业产业集聚有利于区域技术创新?哪种产业集聚的外部性更有利于区域技术创新?在区域产业集聚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区域技术创新又扮演了什么角色?本文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的基础上,结合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相关理论,将城市间空间联系引入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重新推导了产业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通过构建2006-2014年我国27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多种面板数据模型估计方法,尝试对这一系列重要问题作出系统而准确的回答。本文从理论模型、计量模型、研究视角、变量选取和研究数据等诸多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了拓展,通过经验研究最终得出以下重要结论:首先,从行业视角来看,当前我国制造业集聚并未出现所谓的拥挤效应,制造业集聚对地区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集聚效应。在超过50%的样本地区,制造业集聚对地区经济增长表现出减速递增的正向影响。服务业集聚对地区经济增长同样呈现出显著的集聚效应,且在所有的样本地区,服务业集聚对地区经济增长都表现出减速递增的正向影响。服务业细分行业中,在所有样本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地区经济增长均表现出减速递增的正向影响;在几乎全部样本地区,公共性服务业集聚对地区经济增长呈现出减速递增的正向影响;然而,仅在17%的样本地区,消费性服务业集聚对地区经济增长呈现出加速递减的正向影响。具体到产业间共同集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除制造业与消费性服务业共同集聚对地区经济增长表现出单调的正向影响之外,在所有样本地区,制造业与整体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公共性服务业共同集聚对地区经济增长均表现出加速递减的正向影响。最后,只有制造业集聚、整体服务业集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满足“威廉姆森假说”,“开放性假说”在我国并不成立。其次,从产业集聚的静态外部性视角来看,产业内集聚外部性对地区经济增长存在着稳健的负向影响,产业间集聚外部性对地区经济增长则具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在85%的样本地区中,产业间集聚外部性对地区经济增长表现出加速递减的正向影响。从产业集聚的动态外部性视角来看,在竞争性市场结构下,Porter外部性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Jacobs外部性对地区经济增长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垄断性市场结构下,MAR外部性对地区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U”型影响,在83%的样本地区中,MAR外部性对地区经济增长呈现出加速递减的负向影响。此外,产业集聚动态外部性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还受地区经济发展阶段调节:经济发展初期,Porter外部性对地区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Porter外部性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由正变负,此时Jacobs外部性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效应开始显现;当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时,MAR外部性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则会由负变正。再次,基于行业视角研究发现,制造业集聚和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集聚均对地区技术创新表现出较为显著的非线性影响,绝大多数样本中制造业集聚和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集聚均对地区技术创新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除了制造业与消费性服务业共同集聚对地区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之外,制造业与整体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公共性服务业之间的共同集聚对地区技术创新分别呈现出单调、加速递减、减速递增的正向影响。基于产业集聚的静态外部性视角研究发现,产业内集聚外部性对地区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在92%的样本地区中,产业内集聚外部性对地区技术创新呈现出加速递减的促进作用;产业间集聚外部性对地区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U”型影响,仅在30%的样本地区中,产业间集聚外部性对地区技术创新开始呈现出减速递增的促进作用;基于产业集聚的动态外部性视角研究发现,MAR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均对地区技术创新表现出显著的“倒U”型影响,在81%的样本地区中,MAR外部性对地区技术创新呈现出加速递减的促进效应,而在所有样本地区中,Porter外部性均对地区技术创新呈现出加速递减的促进效应;Jacobs外部性对地区技术创新则表现出显著的“U”型影响,然而仅在25%的样本地区中,Jacobs外部性对地区技术创新开始呈现出减速递增的正向影响效应。最后,基于技术创新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调节效应模型研究发现,除消费性服务业集聚计量模型之外,在其它计量模型中,地区技术创新对地区经济增长均呈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采用MacKinnon et al.(2002)建议使用的具有更高统计功效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检验发现,地区技术创新在服务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与服务业共同集聚、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共同集聚等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完全中介效应作用;地区技术创新在制造业集聚、公共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与公共性服务业共同集聚等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则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作用。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研究视角创新。本文系统研究了制造业与服务业及细分服务业之间集聚与共同集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从集聚的静态外部性和动态外部性方面进一步加以论证。采用类似处理方式,实证检验了技术创新在产业集聚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中的中介传导作用。第二,模型构建、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创新。理论模型推导中考虑了城市间的联系,计量模型中引入了核心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的二次项,缓解了由于遗漏变量、模型设定误差及双向因果关系造成的估计偏误;重新选择了产业间共同集聚及技术创新指标;根据不同市场竞争结构条件,区分并构造了产业集聚静态外部性与动态外部性指标;首次采用地级市层面技术创新面板数据对技术创新机制进行了检验。第三,研究结论创新。本文研究发现核心变量及相关控制变量对地区TFP和技术创新在多数情况下均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影响,结合相关经济学理论,本文对相应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给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