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是以《说岳全传》与《杭·杜阿传奇》这两部中马英雄传奇小说作为主要文本，以进行跨文化的研究，再辅以邓广铭编著的《岳飞传》、傅伯星编著的《岳飞正传》及龚延明著的《岳飞评传》偏重於史实的文本，以取得虚实互补的效果，从中对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跻做个汇通性的比较。中马两国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可以从明朝与满刺加王朝建立邦交，以及满刺加王朝苏丹拜里迷苏拉和苏丹芒速沙御驾亲临中国向明朝进行官式访问时开始，这在双方的史籍上都有文字记载。上述类似的比较方式也运用在亦虚亦实的《杭·杜阿传奇》与略偏向於注重史实的《马来纪年》及其它相关的史料上，以便将杭·杜阿这位马来民族英雄与南宋抗金民族英雄岳飞进行一项汇通式的跨文化平行比较。像这样的比较相对来说，应该会比较客观及合理。　　 如上所述，《说岳全传》及《杭·杜阿传奇》这两部文本原则上都是建立在亦实亦虚的虚构框架上。虚构是艺术创作的共性，也是美学的创作手法。虚构的成份可能是荒诞离谱的，但却是不可欠缺的。假如虚构效果能在情节上为读者带来满足感，那么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有关的作者已经完成了其中一项主要的任务。因此，只要虚构的手法不太越轨和过份渲染，适度的虚构和誇张，以及经过艺术美化和加工，理应能增强审美的效果，提高作品的可读性。同时，经过虚构手法所衍生的满足感也能符合民间广大群众的共同意愿，即满足他们对一位民族英雄最终所应得到的补偿。　　 无论是正史或野史中的岳飞都肩负了儒家传统忠孝节义的伦理包袱，最终居然不是在抗金的军事行动中壮烈捐躯，而是在本朝内被主和派诬以莫须有的罪名而被处死。这种非符合一般情理的牺牲对当时或后来的受众在心灵上所衍生的悲剧感，也间接地成就了史诗式般崇高的美。它尽管不像《山海经》中的“盘古垂死化身”和“精卫填海”那种神话中顺应大自然或与大自然抗衡的悲剧，但却是有血有泪的人为悲剧。尽管如此，在《说岳全传》中的岳飞却能在民间读者渴望的意愿和期待中获得心灵的补偿，因为作者钱彩透过因果业报的宿命论，以虚构创作手法颠覆了既定的事实。这可从《东窗事犯》中秦桧夫妇在冥府中所受到酷刑，以及天上雷音寺佛顶上的那只原为岳飞前身的大鹏归位之后而宣告功德圆满。　　 在杭·杜阿那边厢，对国王忠心耿耿及死心蹋地的他居然也会惨遭放逐或杀害的厄运。可是，剧情在杭·杜阿被宰相拯救及潜藏到杭·兹巴特逼宫造反之后突发了峰迥路转的变化。杭·杜阿的复出与杭·兹巴特展开的一场壮烈的兄弟阋墙之战，充满着史诗式的悲剧性效果，也给后世的读者群与史学家留下了一宗在杭·杜阿与杭·兹巴特之间谁才是真正民族英雄的百年悬案。　　 当杭·杜阿的塔芒沙里神剑沉落在海中不被寻获时，它也象征着这位民族英雄的即将离去，以及满刺加王朝的灭亡。在这种虚构下所经营的悲壮情绪和大势已去的无奈，无疑地透过一种审美效果成就了这位悲剧性的英雄人物。无独有偶的，在《说岳全传》中，沥泉枪被长江中的怪兽以一阵狂风大浪将它卷入江底，风平浪静之后，岳飞才联想到原来是这场风波把他的神枪卷去。这也在冥冥之中为《说岳全传》接下来的“东窗下夫妻设计，风波亭父子归神”埋下了伏笔。正如杭·杜阿，岳飞的厄运也紧随着神枪的失去接踵而来，成了临安大理寺中的阶下囚。大凡悲剧之所以伟大是让悲剧英雄在无奈的死亡中所衍生的千古遗恨。岳飞被凌迟至死的结局是一个不争的史实，它是不能诉诸《说岳全传》因果业报的虚构手法来疗伤或修补的，因为钱彩笔下这位历史人物并非百份百的虚构人物。撇开正史不谈，《说岳全传》中的岳飞，在受到传统封建制度的伦理观念的熏陶之下所表现出来的形象，或多或少都沾染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愚忠思想。至於《杭·杜阿传奇》中的杭·杜阿的愚忠倾向则更为明显，但无论是岳飞或杭·杜阿，他们在那种封建王朝制度下所承受的忠臣思想训练，在我们事过境迁的现代人看来，那何尝不也是一种无奈，因为一切行为法则在当时都已被规范化而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不也是一种悲剧形成的因素吗?因此，这两位民族英雄之所以会被两国的部份后人视为愚忠的普遍现象，也可被视为一种跨文化的共通性思想。庆幸的是，在经过一番挺岳或贬岳，以及杭·杜阿与杭·兹巴特之间谁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之争论后，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已经能够在这篇论文里得到一个很明朗化的结论：岳飞和杭·杜阿作为中马两国的民族英雄，他们的地位理应受到正面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