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氏春秋》是中国文学延绵不绝山脉中的一座高峰,代表着先秦史传散文的最高成就,在作者对春秋历史富瞻且宏大的记述之中,透露出一种愈加蓬勃的人文理性气质。从西周初至春秋末年,随着神话思维的散落,人本思潮逐渐深入人心,在思想界这种新变之下,人文理性成为了最具代表性的时代特质。身处春秋战国之交的“左氏”也深受它的影响,在《左氏春秋》中以史家之笔书写着这一时代的人文理性精神,揭示出在这一思想状态之下,人们对“神”的疏离与对“人”的深刻关注。本文以《左氏春秋》人文理性的书写为题,除绪论外,正文部分分为四章,具体如下:第一章从思想文化与社会历史两大方面对《左氏春秋》人文理性书写的渊源进行了探究。亦即从《诗》《书》中继承的“敬德保民”观念与巫、史两种职官的分化加深了人对自身的重视,不断促进着神本思想的消散和史官理性的发扬。西周以来实行的礼乐文明与宗法血缘制度又为其增加了人文化成因素,宗教崇拜也从泛神论转为信仰道德化的天与更加集中的祖先神崇拜。同时,春秋以来战乱频仍的社会局面也促使许多具有政治理想与才华的卿大夫以睿智清醒的头脑为兴国而发论。这些都为《左氏春秋》人文理性的书写奠定了基石。第二章探讨了《左氏春秋》人文理性书写的两大主题:“神”的没落与“人”的凸显。前一主题包含神鬼与天象、妖灾与卜筮四个方面,后一主题包含民本关怀、人性觉醒、生命价值的关注等。这两大主题构成了《左氏春秋》人文理性书写的思想内核,在左氏笔下还原出一个以神秘迷狂为表,以人文理性为里的春秋时代,最终左氏将这一时代思想矛盾的化解落实在对“礼”“道”“德”的实践之上,彰显出春秋时代人们自我意识的增强、自我力量的确认和自我道德感的强化。第三章具体探讨了《左氏春秋》书写策略上的人文理性呈现,分别从人物塑造、叙事视角与叙事模式三方面来进行阐述。主要分析了其代表人物与精神姿态,以及蕴涵着人文理性力量的人物语言;论述了史官视角在书写过程中所表现的人文理性特质;叙事模式分为“扬善惩恶”模式与“梦验——顿悟”模式,表明了作者对道德伦理精神的自觉追求。第四章阐明了《左氏春秋》人文理性书写的价值与影响,它确立了新的审美范式,也为儒家人格理想传递了薪火,使人文理性成为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并长远地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