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文学翻译批评总是从文学批评和文学翻译的角度来进行的，所用的方法及术语主观性较强，对翻译作品的描述性或分析性的评价较少，主要的评价仅凭印象。由于受到近年来从语言学角度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作描述性或分析性的评价的影响，本文以索绪尔关于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associative relations)的理论以及利奇的组合关系前景化的理论为理论框架，分别对杜甫二首名诗的三种英译文作比较分析和研究，旨在修正邬若蘅的错误分析和弥补其论点的不足，并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应保持形式和内容的对等提出了建设性的翻译策略。 第一章简要审视了二十世纪在中国翻译界占主导地位的五个中心概念：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和钱钟书的“化境”。这些评价文学翻译的标准和术语实际上都是评价性和印象性的。许渊冲为诗歌翻译提出的“三美”标准也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第二章文献回顾，把近年来从语言学角度来评价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研究分为三部分：邬若蘅和林玉霞都是从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paradigmatic relations)来探讨诗歌翻译的，前者注重汉诗英译时的英语语法规则和英诗汉译时的汉语语义原则，后者主要讨论诗歌翻译中的词语搭配；刘军平从语篇的互文性讨论中英诗歌在音韵、意象和意向性等方面的互文性特点以及诗歌翻译的策略；黄国文则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框架、从多种角度探讨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黄国文的研究与本文的目标一致：力求译文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都对等。 第三章和第四章为本文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三章全面阐述了诗歌翻译中形式对等的重要性。美国《圣经》翻译理论家奈达认为形式也表达意义，改变形式也就改变了意义，并总结了改变形式的五种条件，但他没有对诗歌的形式作具体的说明。中国翻译理论家江枫关于诗歌的形式及其重要性的观点弥补了奈达理论的不足。江枫认为诗歌形式本身也是内容，因此他主张诗歌翻译应追求“形神兼备”。针对诗歌形式不被注视的情况，他提出诗歌的形式就是指一首诗赖以存在的全部语言材料，包括语言的结构、选词、词序、分行、意象和具有造型功能的修辞手段等。 第四章全面地阐述了索绪尔关于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的理论以及利奇关于组合关系前景化的理论，并以马致远的《秋思》为例，分析了它们在中国古典诗歌翻译中的应用。中国古典诗歌谴词造句讲究对称，对偶(平行结构)是常用的修辞手法，组合关系所揭示的是组合体各成分之间的句法关系，这对实现翻译中的形式对等起着重要的作用。联想关系所揭示的是景物描写和感情抒发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这能评判诗歌翻译的内容是否对等。组合关系前景化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特点之一，前景化的语言成分也应在译文得到重现。 第五章和第六章讨论中国古典诗歌的两个重要方面:主要的句法特征和构成意境两要素“情”与“景”的不同呈现模式。第五章着重讨论了五言、七言诗的五个主要的句法特征。通过分析词与词之间、句与句之间的组合关系可以揭示原诗中的这些句法特征，并在译诗中尽可能加以保留。 第六章以杜甫诗歌为例，讨论了五种“情”、“景”交融不同的呈现模式:同一联中上句抒发“情’，、下句描写“景”;同一句中“情”、“景”相融不可分也;同一首诗中上联着重抒“情”、下联着重写“景”;一首诗中间插入一联全部描写景色;一首诗中首联和颁联全部写“景’，，颈联和尾联全部抒“情”。 第七章和第八章分别详细分析了杜甫二首名诗《登高》和.《登岳阳楼》的三种英译文。首先从组合关系的角度剖析了原诗的句法特征;然后从联想关系的角度揭示在句法上独立的“情”、“景”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比较和分析不同译者在形式和内容保持对等的翻译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并对能在译诗中不同程度地保留原诗中的语言结构、词序、分行、意象以及有造型功能的修辞手法的译文作出了肯定的评价。 最后一章总结全文，首先指出本文的分析方法有其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种情况时:当同一诗句描绘的“情’，、“景”交融不可分而又有语法复义时;当诗句中出现文化、历史蕴涵意义丰富的典故时。尽管有这些局限性，本文的语言学角度和分析方法至少可使原诗的五个形式上的特征在译诗中加以重现:五言、七言诗的分行和行数;同一首诗中不同对句的不同语言结构;具有构型功能的修辞方法，特别是平行结构;景物描写中的意象并置;原诗其它的句法特征，如叠词。孙致礼提出，中国21世纪文学翻译的发展趋势是异化译法，即尽量传达原作的“异质因素”，在译文中再现原文的“异域文化特色”、“异语语言形式”和“作者的异常的写作手法”。这同本文的结论不谋而合，异化译法也应是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最佳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