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对于供应链合同、劳动合同等纸质合同降本增效需求的增加,以及以数字签名为代表的电子签名、云计算等核心技术的成熟,电子签名的服务市场不断壮大,关于电子签名相关法律问题的讨论也日益增多,其中以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问题为核心。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联合国和美国犹他州就已经开始进行电子签名立法的探究,21世纪初,欧盟也制定了相关的指导性法例,世界上逐渐形成了最低要求立法(Minimalist Laws)和多阶立法(Multi-tier Laws)两种模式(技术规范模式(Prescriptive Laws)被逐渐淘汰),并普遍确立了功能等同原则(Functional-equivalence Principle)和技术中立原则(Technical-neutral Principle),“功能标准”成为各国立法广泛接受的认定电子签名的核心标准。我国的《电子签名法》于2005年实施并于2019年进行小幅度调整,整部立法很大程度上也参照的是联合国示范法的结构并吸收欧美立法的经验。本文第一部分将讨论立法和司法上对于“功能标准”的界定和适用。通过讨论世界范围内电子签名立法的主要模式和背后体现的精神,并借此更好理解我国立法上对电子签名功能标准的认识。目前市场广泛接受也是各国立法认为最能满足功能等同原则的电子签名技术为数字签名。数字签名技术背后所使用的技术原理有:开放公钥理论、和数字认证、哈希函数和时间戳,它们从技术层面上良好地满足了法律对于签名专有性和数据不可篡改的要求。广大的第三方电子签名服务商是实现数字签名广泛实际应用的主体。在我国,数字签名的有效与否和服务商的资质密不可分,此为认定其效力的“平台标准”,即服务商平台的相关问题将直接影响电子签名能否被认定为有效,其中“平台标准”的核心问题是平台的资质问题,以工信部、公安部、国密局为主的行政部门都针对电子签名法出了一系列配套法规,对从事电子签名服务之平台资质提出了各自角度出发的详细要求。从目前规定来看,境外电子服务商如果直接向国内企业提供服务将面临效力不可认可的极大风险。另外,跨国企业常常为了其全球一体化政策而希望能将境外服务商(以Docu Sign,Adobe Sign为首)直接在中国境内运用,而这些境外服务商的电子签名服务却是以欧美市场的交易习惯进行开发,不仅在国内水土不服,例如身份认证方式不同和CA机构无资质,本身也缺乏相应资质。另外,随着国内对于数据安全的保护和数据出境的相关限制,服务器的建置也成为合规的重要考量。话虽如此,从最新的立法动态(包括《密码法》的出台和粤港澳电子服务互认的推动实践)来看,我国在这方面的趋势是逐步扩大降低境外电子服务商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因此未来“平台标准”也将不断进行调整和变化。除了“功能标准”和“平台标准”这两个较为决定性的标准,本文还想讨论其他对电子签名效力产生重要的影响的若干标准,包括对电子签名提出限制或额外要求的额外标准以及中国电子签名法立法缺陷下引发的控制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