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劳动力资源相对充足，农村生产体制的变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生产力转移奠定物质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量农民涌进城市，形成了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民工潮”。但是，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逐渐形成的我国长期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结构，在经济飞速发展的经济发达地区，长期以来对劳动力资源需求旺盛的背景下，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瓶颈。从2004年开始，东莞“用工荒”现象出现，随后“用工荒”蔓延至整个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用工荒”现象主要存在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中。“用工荒”现象的研究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在研究国内外“用工荒”现象的理论基础上，运用刘易斯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关的理论，结合中国特殊的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特征，结合刘易斯模型展开对我国用工荒现象寻找理论解决途径，而国内学者研究视角多为“用工荒”现象的内在原因和解决办法。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下，深入探讨我国用工荒现象与本质，结合社会福利制度，认为二元经济结构对农民工造成重大影响。随后在二元经济模式下，运用刘易斯剩余劳动流动模型，认为农民工并非一个稳定的劳动力群体，刘易斯模型中农村剩余劳动转移的条件仍然存在;并认为我国还处在刘易斯劳动转移的第一阶段，如果不建立二元经济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机制，“用工荒”现象可能会成为常态，对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均衡发展都会带来不利影响。　　 随后，通过分析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笔者认为用工荒是一种局部性的现象，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不合理的具体表现。我国劳动力不是真的短缺，在东莞所发生的“用工荒”，集中表现在民营中小企业这一类劳动密集型产业。刘易斯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有前提是无限剩余劳动供给，为城市工业部门扩大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和资本积累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由于缺乏技术进步，劳动密集型行业对无限剩余劳动的需求旺盛。虽然刘易斯劳动力模型在分析东莞用工荒问题上有适当性，但同时也存在着局限性。由于“用工荒”现象的出现，“刘易斯转折点”不能用于解释我国的现实问题。因为“用工荒”并不意味着我国农村劳动力已经完全转移，进入劳动力绝对短缺时代，“用工荒”并不是因转折点的到来所引起的，故深入剖析“用工荒”背后的真正原因。　　 在第三章，笔者从总量性、结构性、时间性、观念性四方面短缺，对东莞用工荒现象进行实证分析。在总量性短缺方面，利用东莞国民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NP）与东莞外来人口分布与产业分布进行对比，得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特征是农民工越多的镇区，经济实力越强;从东莞劳动力市场上劳动供给和三次产业比，从而分析了东莞农民工来源分布、年龄、学历、职业、行业、收入六大特点;从东莞GNP与劳动力供求关系分析，认为东莞劳动力流动的典型特点是总量大而相对集中，低端就业而归属感低，流动性大而散居者多，流动人口来源集中，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在结构性短缺方面，主要表现在对于那些需要大量劳动力的企业，由于工作过程中的体力消耗大，风险程度高，工作环境差等原因，对农民工的吸引力越来越弱;在用工荒的同时还存在着部分“技工荒”。在时间性短缺方面，突出表现在第一代农民工返乡，从而新老更替过程中出现的变动性短缺。在观念性短缺方面，主要是新一代农民工观念改变造成的短缺。笔者通过新生代农民工调查，认为男性、“80、90后”、初高中教育程度和外省籍占多数、外出动因主要是谋财、业余生活是上网、工作流动主因是受到歧视、维权方式较少采取抱团、消费行为主要是打扮、融入当地社会是主要是靠老乡。　　 在第四章，笔者分析东莞用工荒现象内在和外在原因，认为由于企业工资待遇缺乏竞争力、农民工技能与企业需求不匹配、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意识增强等内在原因，以及经济回暖致使部分企业用工需求加大、国家在农村推出的惠农政策和农民工返乡创业增多、中西部就业空间增大导致农民工转向二线城市等外在因素，并且结合东莞实际，分析了东莞特色的“二房东”行业和积分入户政策使东莞丧失吸引劳动力的优势等特殊原因，并指出“用工荒”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用工荒”现象的出现将削弱我国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降低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也不利于我国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最后，笔者为解决东莞“用工荒”问题从公共政策角度提出对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的壁垒;主要从降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居住成本，把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纳入城市整体规划，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农民工技能培训三个方面强化公共服务，解决城市农民工的实际问题;完善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的流动机制，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解决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　　 本文在破解“用工荒”现象的过程中，分析了用工荒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东莞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结合了东莞现实，提出的政府所应该采取的解决方法有一定的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