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时间为经,以西北五省和主要领域为纬,主要论述在战前与战时各省在交通、水利、移民垦殖及工业四个开发呼声最高,成效最为显著,对西北地区影响最巨的经济开发活动。本研究力图以危机的视角,通过文本来考察和分析经济开发的背景、起因、过程、结果和特点,探究其未臻理想的原因。本研究所论述的危机包含西北地区内部危机与外部危机及其互相交织的各种危机。战前西北最严重的内部危机是1928-1933年大旱灾,但此一时期尤其是1931年以前,国民政府对西北的政策以救济旱灾为主,而少有实际举措。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外患日益严重,国家危机逐渐明朗化并日渐加深,为了应对此一危机,国民政府提出了“开发西北”的口号,出现了第一次开发热潮。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面临的危机更加严峻。为了救亡图存,早日取得战争胜利,恢复统治区域,国民政府只能在战争状态对控制下的西南与西北予以有限度的开发建设。战争初期的工厂内迁为后方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新生力量,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进步。进入相持阶段后,对外军事压力稍有纾缓,而此时国共合作出现裂痕,国民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扎根的西北地区的注意力迅速上升。滇缅路被切断后,西北国际通道重要性增加,西北的政治地位再次被提升。在国民政府的努力下,新疆问题也得到解决,开发亦属必然。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忙于战后复员与接收,对于西北经济建设无暇顾及,内战风云急起,各项经济举措及计划只能让位于“更大的”政治,无形中大大放缓了建设的步伐或停顿下来。本文认为,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经济开发是一项国民政府主导下的时间较长、范围广阔、门类众多、成效较大、影响深远的活动。从目的性而言,并不是纯粹的经济活动,而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对西北地区而言,社会经济获得较大发展,基础设施有了较大改善。过度强调军事性掩盖了开发的经济性,亦折射出军事性对经济性的妨碍与消解。就时间而言,是近代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这一过程未因战争而中断,成果更为显著。就开发领域来说,在传统模式中注入了新的时代因素,虽然规模有限,但开创性不容忽视,并且这些领域都是步入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必要元素,也是进一步发展的基石,符合历史发展潮流。西北经济开发未能取得当时人们期许的更大成效,其原因有如下诸端：第一缺乏一个民主、高效的政府及和平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来保证开发活动有序、顺利地进行,这是最根本的原因；第二,西北地区自然条件较差,无交通区位优势,经济情势要想在短期内有根本改观殊不可能；第三,国民政府及西北各地方政府无力投巨资进行这一需巨大人力、财力、物力的活动；第四,虽然制定了各种计划,但缺乏统一的领导机关和系统的机构来指导开发；第五,极强的军事性妨碍了经济开发的效果；第六,各级各类教育落后,专业人才缺乏；第七,国民政府兼顾西南与西北开发,而开发西北与开发西南相比,并不占优。国民政府时期乃至近代以来西北地区经济发展轨迹显示出,西北乃至后发展地区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于中央政府的重视程度,及其背后各种各样的危机,危机在西北地区的经济开发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危机越严重,西北地位的重要性上升越快,则越能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随之开发的力度也越大,取得的开发成果也越丰富。反之则越小,以至于无。交织在一起的重重危机促成了经济开发活动,即所谓“危机下的转机”。西北及后发展地区没有持续地被中央政府重视甚至被长期漠视,没有持续的政策支持,因此得不到持续的发展,这是导致西北逐渐落后的主要原因,而一旦被重视,则会极大地推动这一地区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