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曾经说过,《随想录》是他本人的“文革博物馆”。它折射了他本人和全家人在那个“有中国特色的黑暗时代……用中国人民的鲜血绘成的无比残酷的地狱”里的惨痛的遭遇,也是“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作为一名具有艺术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讲真话”已经成为了巴金独特的生命存在方式。这既与他对于美好理想和完美人格的追求有关,也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思想解放和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为巴金创作《随想录》提供了相对宽容的环境与氛围。巴金创作《随想录》,既期望通过对自己灵魂遭扭曲、心灵受践踏过程的沉痛反思,展示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核心,也期望通过这种对自我灵魂最深处的拷问与解剖,重塑自己进入历史进程的文化形象。从这种鲜明的主体意识出发,他在《随想录》中重塑了真诚的忏悔者、坚定的批判者和完善的独立者三种自我形象。《随想录》在当代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它鲜明提倡的“讲真话”和“独立思考”,鼓励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正视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促使他们将主体意识的高扬和对国家民族的关怀结合在一起,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塑造了新形象和标杆,也为他们生命价值的实现和健全的文化品格的建立指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随想录》不仅对“文革”中人的异化、人文精神的缺失进行了批判与反思,对人的尊严和价值问题重新提出并进行了探索,更是对“五四”新文学精神和人文传统不可缺少的继承与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