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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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楚辞研究大致经历了两次转型,一次是汉宋转型,一次是宋清转型,但在转型中又伴随着某种程度的连续,这在宋清楚辞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本文拟从五个方面对朱熹《楚辞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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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楚辞研究大致经历了两次转型,一次是汉宋转型,一次是宋清转型,但在转型中又伴随着某种程度的连续,这在宋清楚辞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本文拟从五个方面对朱熹《楚辞集注》和王夫之《楚辞通释》进行比较分析,以探究宋清楚辞学的转承关系:(1)篇目选择与注释体例:《集注》以儒家经典规范楚辞,以《辩证》评议楚辞,以《后语》补充楚辞,形成了以情感内涵、思想价值、艺术特色为标准的取舍原则;注释仿《诗集传》之例,“以义裁之”。《通释》则以屈赋为典范,以感悯忠贞、绍嗣余风为选篇标准;注文“分节立释”,“以意为主”。(2)对屈原思想的阐发:《集注》以忠君爱国为论,君为一,国为二,认为屈子“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但屈赋却可增加三纲五典之重;《通释》则以屈子为“千古独绝之忠”,国为一,君为二,对庸君佞臣常加批判,不为君讳。(3)对屈赋内容的解析:《集注》处处以儒家义理为中心,释以君臣大义,对不合义理的成分横加规范或删溢;《通释》则儒道兼释,以道通儒,以儒用道,使屈赋内涵更显渊颐宽广。(4)注释特色的比较:《集注》据旧注隐括,重义理而不废考据,但表现出轻视奇幻浪漫色彩的倾向;《通释》则以经世致用为目的,重对屈子思想情感的把握,表现出释、评交融的感性特色。(5)对楚辞艺术的观照:《集注》以《诗经》为比附,以赋、比、兴为解说体系;《通释》则以韵、意关系为主,以意象论为据,对屈赋艺术提供了新的理解。由此可见,宋清楚辞学已在选、注体系,对屈原思想的评价,阐释理论依据,诠释特色及对楚辞的艺术观照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二者又有清晰可辨的联系,正是这种连续与转型,推动了中国楚辞学不断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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