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日战争时期,根据战争的持续演变,国民政府建立了战时统制经济体系,通过机构调整与法令颁布确保统制经济由制定走向落实,并利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加强对商会的管制,充分发挥商会在资源与流通领域的生产、分配与交易作用。在政府与商会的合作下,统制经济在保证粮食供给、促进工业发展、支持国货及增加政府财政等方面取得良好效果,对于实现“抗战建国”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但商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又不全是合作与配合,双方之间也有利益上的博弈,这种关系在统制经济背景下体现得尤为明显。重庆市商会地处战时陪都,以其为例探讨战时统制经济下的政商关系具有典型意义,其在统制经济体制下主动进行改组与工作调整,并与政府在推行法令、调查商情、办理登记、打击囤积居奇、协助税收、开展社会活动等不同类型的统制工作中方面相互配合,同时还继续发挥商会的本职职能“维护商民利益”,积极充当各同业公会以及政府之间的沟通者。二者的合作与博弈所反映的正是特殊背景下政府与商会关系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就合作而言统制经济相关法律、政策的实施;商界人士爱国主义热情高涨以及政府与商会的共同目标为二者的合作提供动力支持。就博弈而言,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上的矛盾;其在政策执行中的不良行为以及政府与商会在利益上的悖论成为二者得以博弈的理由,分析合作与博弈并存的原因对于今天的建设新型政商关系也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