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观察法、访谈法、量表法、数理统计法，对农民工的社会流动类型、农民工的休闲参与特征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1．对农民工社会流动的类型进行了研究。本研究调查的306名农民工中，认为向下流动的占17.3%，水平流动的占55.2%，向上流动的占27.5%。向下流动的农民工表现为：工作时间长，收入水平低；工作不稳定，社会保障低；居住条件差，生活水平低。水平流动的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占多数，文化程度有了较大提高，职业技能有待提升，他们的工作时间较长，工资收入不算高；保险意识增强，社会保障不算全；居住条件改善，生活消费不算低。向上流动的农民工以8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为主，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较大比例，拥有职业技能的比例较高，他们工作时间较规范，收入高；居住条件较“优越”，消费高；社会保障较全面，心气高。2．对影响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因素进行了分析。通过访谈发现追求城市梦想的农民工逐渐意识到了提升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并寻求特殊的提升方式。具有较高文化程度、年龄轻有经验、拥有一定职业技能水平的农民工具备人力资本优势，他们实现垂直向上流动的现实条件要优于其他农民工，他们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动力更足，融入城市的主观意愿更强。对社会地位变化感知的差异可能会影响农民工社会交往的积极性，从而导致社会网络规模不同。通过逐步回归分析发现，收入水平高、年龄小、社会保险缴纳数量多、居住面积大、社会网络规模大的农民工感知社会地位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越大；女性比男性农民工更容易感知社会地位的变化。3．对不同流动类型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进行了比较分析。社会地位变化感知不同的农民工在身份认同、购房意愿、落户意愿上均存在很大的差异。自我感知向上流动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更加倾向于城市，购房意愿最积极，落户意愿最强烈。4．对成功实现市民化农民工的向上流动的路径进行了分析。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获得荣誉称号、成为专业技术人员是农民工实现向上流动的主要路径。本研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提出了农民工向上流动的促进策略。5．本研究在参考有关休闲参与量表的基础上，修订了比较适合我国农民工的休闲参与量表，并进行了信效度检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农民工的休闲参与特征。研究修订的农民工休闲参与量表包含5个维度，可以比较全面的反映当前农民工的休闲参与内容。本研究将农民工的休闲活动划分为消遣类、娱乐类、社交类、运动类、提高类五个维度。农民工的休闲参与行为反映出的特征为：农民工的休闲活动类型以消遣类、娱乐类为主，社交类、运动类活动增多；新生代农民工及未婚农民工的休闲参与更积极，男性农民工的运动参与更多。不同流动类型农民工的休闲参与行为存在显著差异。水平流动农民工参与消遣类、娱乐类、提高类休闲活动的频率都是最高的，向上流动农民工参与社交类、运动类休闲活动的频率最高。6．本研究对农民工休闲态度量表进行了修订，并对量表进行了信度与效度检验，用以测量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休闲态度。对农民工的休闲态度特征进行分析后发现，农民工的休闲行为态度得分最高，表明农民工有着积极的休闲体验，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农民工选择参与休闲活动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而情感态度得分最低，可能是由于农民工在城市的务工环境所致。对社会地位变化感知不同的农民工其休闲认知态度、休闲情感态度存在明显差异（P﹤0.01），感知社会地位下降的农民工其休闲态度明显偏低。7．本研究对休闲制约量表进行了修订，并对量表进行了信度与效度检验，用以测量我国农民工群体运动类休闲的制约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受到的结构性制约最强，受到人际间制约的得分最低。时间和费用的制约是农民工感受最为普遍的和强烈的制约因子。没兴趣、懒惰和缺乏运动技能是影响农民工最大的个人内在制约因素。8．研究发现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与休闲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农民工的休闲参与对于城市融入具有特殊的意义，即有利于改善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有助于增强农民工的城市认同感，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意愿。研究提出了农民工通过休闲参与增强人力资本、心理资本与社会资本从而促进城市融入的可能机制。休闲应成为促进农民工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