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伶是上海“孤岛”时期重要的左翼剧作家,本文力图在全面考察于伶剧作的艺术风格和不足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于伶内在的诗人气质和外在的文艺战士身份对他作品艺术风格的深刻影响。这将有助于深化了解于伶的话剧及“孤岛”时期左翼戏剧发展的规律,可以从一个侧面丰富人们对左翼戏剧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通病的认识。第一章“诗与俗的化合”的艺术风格与矫饰的作风一、“诗与俗的化合”的艺术风格首先分析“诗与俗的化合”的观点的由来,然后从寓庄于俗的叙事方式和寄俗于诗的情感表达方式这两方面来论证这种风格。于伶在“孤岛”时期创作的八个多幕剧和一些独幕剧。这些剧作在叙事方式上有一个相似点:即通过浅俗的题材来升华出庄严的主题。于伶把目光聚焦在底层为生活奔波劳累的小人物身上,描写他们凡俗而琐碎的日常生活,但剧本在浅俗中却能够散发出浓郁的诗意,本节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论述于伶剧作寄俗于诗的情感表达方式的特点:诗意源于情境与气氛的营造、诗意源于对生活的深刻理解、诗意源于剧本中诗词的运用。二、于伶剧作的矫饰的作风诗与俗的化合并非易事,二者如果结合不好,剧本的瑕疵就暴露出来了。由于表达民众受压迫的苦难与歌颂反抗者的大智大勇的愿望过于急迫,于伶往往将生活主观化,这无形中打破了剧本中情与理之间的平衡,使剧本呈现出矫饰的作风。本文主要从人物形象失真、工农反抗斗争的片面描写和对爱情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的过高估计来论证于伶剧本矫饰的作风。人物形象刻画方面:于伶剧作有大量的突变的人物形象和一出场就已经很成熟革命者形象。人物如何从不觉悟到觉悟这个艰难复杂的转变过程在于伶剧作中被忽略。工农斗争的描写方面:于伶看到了被压迫阶级身上所蕴藏的巨大的颠覆性能量和反抗的决心,可是他却没有客观地理性地呈现出被压迫阶级的完整形象,作家回避描写民众的劣根性,乌托邦式的叙述方式有损于伶剧作的艺术价值。另外,在对爱情描写上,于伶高估了爱情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的作用。第二章剧本艺术得失的原因分析一、内在的诗人气质“诗与俗的化合”的风格产生的原因:于伶内在的诗人气质与外在的斗士身份的双重身份。于伶受田汉、郭沫若早期浪漫主义戏剧影响很大,加上于伶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怀,他的作品中散发着浓郁的诗意,总的来说,于伶的内在的诗人气质、“诗情的心灵”、“锐敏的感受”、“斗士”的身份使他的剧本呈现出“诗与俗的化合”风格。二、外在的文艺斗士身份斗士的身份在成就于伶的同时,无形中阻碍了他成为大家。一方面于伶的“斗士”的身份使于伶的创作紧贴社会前进的步伐,迅速反映血与火的现实生活与群众的心声,这使他的剧作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战斗性。斗士身份使他能够敏锐的感受到民族的生存压力与国家面临的挑战,但是他没有很好处理这种压力,他常常被所要描写的事件和人物压得无暇顾及作品的形式与技巧。另外,在三十四年代复杂的文化语境中,他不得不考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如何被党真正的接受与认可的问题,这种迫切的心理需要影响了他的艺术构思。三、影响于伶创作的社会因素首先,功利主义的文学批评观念使于伶在创作中不得不充分考虑到作品的政治鼓动力量从而侧重描写底层民众被压迫的悲惨生活,使读者观众感觉到两个阶级的尖锐不可调和的矛盾。其次,抗战前后普遍的政治焦虑也影响了于伶创作的构思与叙事策略。于伶剧作通常首先渲染底层民众的苦难生活,强化尖锐的阶级和民族矛盾,最后着力刻画一个欣欣向荣的革命形势。这种带有浓厚的乌托邦气息的革命斗争书写形式适应了处在浓厚的政治焦虑中的民众的心理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