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赋是宋代辞赋一大特色，在欧阳修时期发展至鼎盛。在此期间虽有不少佳作流传，但文赋的创作始终没有占到辞赋发展的主流地位。古代学者从封建传统文化的角度入手对其进行评述，对文赋的产生、发展及其艺术成就等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同时也较为一致地批判了文赋不符合“赋者，古诗之流”的儒家传统。现代学者从文学角度重新审视文赋，对其特点、艺术特色及典型作品作了客观公正的系统品评，即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着眼。然作为影响文赋发展的一大外部因素——宋初科举制度的变革，却鲜有论及。宋初科举制度延续唐制并得到进一步地发展，是广大读书人通往仕途的唯一途径。同时加之统治者的推崇以及学校的发展，北宋初年的科考取士是“较艺之详，推恩之广，近代所未有也”，则由科考培养出的士人阶层在思想认识、文学修养等方面都达到了较为统一的认识，故从科举这一角度便可探究当时的文风及其影响下的文学发展状况。本文以文史结合的方法，选择以欧阳修的科举制度改革为文章切入点，欲探究科举制度变革下文赋的发展状况。首先，本文从科举制度这一视角入手，通过梳理宋朝开国年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影响下的科举制度的情况，并观察在这一制度影响下，从西昆体到太学体的发展变化情况。同时梳理此时辞赋的发展脉络，并展现辞赋在科举制度的指引下逐渐开始出现文赋的特征，总结了科举制度的变革与文体间密切的互动关系，揭示宋初科考对文体的兴衰变化起着决定性作用。其次，围绕欧阳修的科举新政，从改革前的酝酿，统治者颁布的诏书及士大夫上书言事对于科考及文风变化的阐释；到欧阳修等人起草、颁布贡举新制，一一展示了科考内容上的变化对辞赋发生的影响以及对于文赋发展的推动；欧阳修权知贡举是文赋进入历史舞台的重要转折，欧阳修及其朋友梅尧臣等，弟子苏轼、苏辙等人的倡导及身体力行使得文赋开始散发其独特的魅力。重点以欧阳修为中心，对其作品做了详细地解析，点明其文赋的典范作用。再者，欧阳修之后，其科举改革下的余音使得文赋得以继续发展，加之苏轼等人对欧阳修的继承，使得文赋达到辉煌。然王安石的科举改革并未沿着欧阳修的思想继续下去，甚至偏离了预期的轨道。策论成为科举取士的关键，好议论之风虽得以维持，但是罢免诗赋的作法使得士子的文章尽失文采，满篇的空洞说教，理学之风乘机大兴，文赋此时也沦为说教、释理的工具。后策论、大义的程式化使欧阳修所引导的平易流畅之风随着科考的变化消失了，骈俪偶对的文风又有所抬头。科考罢诗赋这一做法，本身就是对文赋最大的打击，诗赋不再是读书人习作的对象，那非科场文的文赋更没有理由继续发展下去，最终文赋亦成为科举制度下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