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野外原位监测试验，测定了太湖湖滨带芦苇、茭草、荷花、菱角和开放水面湿地以及湖心开放水面的温室气体排放;同时通过植物刈割的方式，研究了芦苇、茭草和荷花等3种挺水植物在湖滨湿地CH4排放中的作用;分析了底泥SOC、温度、水位、水中CH4浓度等因素的变化特征及其与CH4排放通量之间的关系;通过室内培养试验，结合实时荧光定量PCR方法，研究了太湖不同类型湿地产CH4潜力，解析了产甲烷菌及甲烷氧化菌在CH4排放中的作用。通过对比稻田与蟹塘温室气体排放，明确了蟹塘CH4排放的控制因子，评估了稻田转变为蟹塘后的GWP变化。　　连续两年的原位观测结果表明，太湖湖滨芦苇、茭草、荷花、菱角及开放水面的CH4排放量依次分别为1967、3060、1895、1093、980 kg CH4 ha-1yr-1，挺水植物芦苇、茭草和荷花湿地的CH4排放量要显著地高于菱角和开放水面(P＜0.05)。不同植被类型湿地CH4排放量与植物生物量及株密度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P=0.13～0.17)，但与底泥SOC含量显著正相关(P＜0.05)。湖滨湿地CH4排放通量季节变化明显，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土壤温度和水位是影响CH4排放季节变化的主要因素，二者分别解释了CH4排放通量季节变化的40.6％～61.8％和2.4％～18.0％。湖滨湿地N2O排放的季节变化并不很明显，但从全年的总排放量来看，湖滨不同植被类型湿地均为N2O的弱排放源，年均排放量为0.04～0.25 kg N2O ha-1yr-1。芦苇、茭草、荷花、菱角和开放水面等湖滨湿地因CH4和N2O排放所产生的GWP依次分别为49278、76551、47450、27344和24535 kg CO2-eq ha-1yr-1，CH4的贡献率超过99％。　　然而，太湖湖滨与湖心开放水面湿地的CH4排放量存在较大差异，二者的CH4排放量分别为1112.25和66.93 kg CH4 ha-1yr-1。较高的底泥SOC和DOC含量以及较低的水位可能是导致湖滨CH4排放量高于湖心的主要原因。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二者CH4排放季节变化均与底泥温度显著相关。此外，与湖滨不同，湖心湿地为弱的CO2吸收汇。因此，湖滨与湖心开放水面湿地的GWP分别为31155和1638 kg CO2-eq ha-1yr-1，CH4排放是GWP的主要贡献因子。同时，根据不同植被类型湿地分布特征，我们初步估算出太湖CH4和N2O排放量分别为68 Gg CH4yr-1和12.7 Mg N2Oyr-1。　　芦苇、茭草和荷花等3种挺水植物湿地对照和刈割处理的CH4排放通量分别为22.61和8.64 mg CH4 m-2 h-1、39.53和15.72 mg CH4 m-2 h-1、13.52和10.48 mgCH4 m-2 h-1，植物刈割均明显降低了CH4排放通量。然而，对照与刈割处理的CH4排放均有着明显的季节变化，多元回归分析表明，CH4排放通量的季节变化均与底泥温度极显著相关(P＜0.001)，而与Eh及水位相关性不显著（P＞0.05）。并且，芦苇和茭草刈割后，提高了CH4排放的温度敏感性Q10，而荷花刈割后则降低了Q10。但植物刈割后，芦苇、茭草和荷花湿地的CH4年累积排放量分别减少了60.8％、59.5％和23.1％。　　太湖湿地底泥产CH4潜力也存在着明显的季节变化，并与CH4排放通量显著正相关。底泥中丰富的DOC含量及产甲烷菌丰度共同促进了产CH4潜力的提升，进而增加了水中的CH4浓度，导致更多的CH4排放。尽管，底泥甲烷氧化菌丰度也较高，其与CH4排放通量之间并无明确的关系。同时，太湖湿地较高的水位使得扩散传输的CH4被大量氧化，水体中的CH4氧化比例高达64％～99％。　　太湖湖滨带蟹塘的CH4排放通量也有着明显的季节变化,但N2O排放季节变化不明显。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水位的波动以及底泥温度的变化是导致蟹塘CH4排放季节变化的主要原因，而蟹塘N2O的排放通量则仅与水位显著相关。蟹塘CH4和N2O年累积排放量分别为797.09～1276.33 kg CH4 ha-1yr-1和0.19～0.41kg N2O ha-1yr-1，与稻田相比，CH4排放量显著增加而N2O排放量则显著降低。因此，稻田和蟹塘的GWP分别为7441和19984～32023 kg CO2-eq ha-1yr-1，稻田转变为蟹塘后增加了生态系统的GWP。　　综上所述，太湖湿地是重要的CH4排放源，而N2O的排放量则相对较低。在不考虑湖泊固C速率的条件下，太湖湿地尤其是湖滨带对全球变暖起着正的增加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