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正处在利率市场化和货币政策框架改革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国债收益率的基准利率地位得到强化;另一方面，近年来我国内、外部经济形势面临变革，传统的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适用性在逐步降低，中介目标由数量型向价格型的转变迫在眉睫。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出发，研究国债市场与宏观经济的动态影响机制，并从学术上探讨国债收益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行性。　　文章从现状、理论和实证三个层次展开分析。自1996年利率市场化改革启动以来，我国国债市场在市场规模、发行机制、投资者结构等方面得到了长足发展，确立了银行间市场为主体、交易所市场为辅助的市场组织形式;但在市场流动性、组织形式和交易机制等方面，国债市场仍存在一定的问题。检验发现，我国国债收益率和波动率均存在长记忆性，市场价格发现的有效性弱于成熟债券市场。　　在理论分析部分，文章探讨了国债市场、宏观经济、货币政策的理论关系。基于国债价格形成理论、宏观IS-LM模型、CC-LM模型等国债市场与宏观经济关系的理论框架，本文创新性地推导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取规则——Poole规则，实际论证了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的必要性。　　在实证分析部分，考虑到我国国债市场在过去20年所经历的变革与发展，文章从时变的视角研究了国债市场与宏观经济的动态关系。在微观层面，文章研究了四类宏观信息发布对关键期限国债收益率的影响，从整体上看，宏观发布会增加国债波动率和波动聚类效应，但并未增加波动的非对称效应，各个关键期限的动态相关系数在重大宏观信息发布前后存在突变。在宏观层面，文章综合使用区制转移VAR模型(MS-VAR)和时变系数VAR模型(TVP-VAR)，分析了国债市场与宏观经济间的时变性和阶段性关系，研究发现:二者关系的紧密程度受货币政策环境（宽松或紧缩）的影响;二者的时变脉冲响应函数在宽松（或紧缩）的货币政策周期内逐年增强，但在整个样本期内并不是逐年增强的;使用国债收益率曲线预测GDP和CPI时，区制转移VAR模型具有最高的预测精度。　　基于国债收益率与宏观经济的时变关系，文章从基准性、前瞻性、可控性三方面论证了中期国债收益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变量的可行性。研究发现:中期国债收益率在中长期基准利率体系中处于基准地位，且对GDP、CPI等变量具有6-17个月的先行期;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对中期国债收益率有影响显著。据此，本文认为中期国债收益率具备成为货币政策中介变量的可行性。　　总结来看，文章综合使用了多类时变模型(DCC-GARCH、MS-VAR、TVP-VAR)和社会网络分析等研究方法，从微观和宏观层面论证了国债市场与实体经济的时变关系。基于二者关系逐渐密切的事实，在理论上和实证上论证了国债收益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变量的可行性。文章的理论创新在于:基于CC-LM模型重新推导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模型——Poole规则。中国的实践检验发现，自2012年之后，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已经进入转型阶段，国债收益率具备成为货币政策中介变量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