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是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2015年以来,国家关于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以规划、意见、纲要等多种形式持续出台,密集程度远超从前,且涉及到农业、能源、制造、互联网、商贸、生活服务、文体等多个领域,不难预见,“十三五”期间,我国产业政策将对国家宏观经济、行业产业以及微观企业产生重要影响。在产业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虽然涌现了一大批借助产业政策成功实现结构升级并取得市场成功的企业,但同时也要看到,不仅钢铁、煤炭、水泥等传统产业出现了落后产能淘汰困难、结构升级缓慢等问题,包括风电装备制造和光伏在内的很多新兴产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关于产业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的必要性和有效性,理论实务界存在持续的争议。2016年8月,林毅夫、张维迎两位经济学家就产业政策何去何从的问题再次展开了讨论,同时也引发了理论界、实务界的探讨。有学者认为,我国产业政策长期以来便具有典型的市场干预特征,政府通过产业政策保留了大量对微观市场的干预措施,主要政策工具包括目录指导、项目核准、强制退出等相关体现市场干预特征的措施。风险承担是促进企业绩效和成长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宏观经济政策及其调整对微观企业的行为和风险承担均有着重要影响。从微观视角来看,产业政策是微观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背景,宏观政策调整必然导致相关行业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进而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意愿和风险承担行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增加了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在此过程中,企业可以通过降低自身风险承担水平、规避政策风险以减少损失,也可以通过提高自身风险承担水平、抓住政策带来的市场机会快速扩张。已有文献对产业政策宏观层面的有效性和经济后果进行了大量研究,还有部分学者就产业政策通过影响企业某一方面的行为活动(如企业投资、研发创新、融资等)及其后果进而影响企业业绩和价值的路径机理进行了考察,但较少有文献对宏观产业政策的微观影响传递路径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与此同时,相关研究多以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综合经济后果(业绩波动性)来描述、度量企业风险承担,难以厘清导致企业整体风险承担水平、能力、状态发生变化背后的不同原因,此外,在企业风险承担研究中所涉及到的风险承担水平与风险承担能力两个概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风险承担水平与风险承担能力相匹配形成了企业不同的风险承担状态,已有风险承担研究文献中,绝大部分没有指明和区分风险承担不同维度的概念,较少有学者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几乎没有学者对企业风险承担状态进行研究。本文根据上述制度背景和文献理论基础,对以下问题展开了研究:首先,本文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风险承担能力以及风险承担状态等风险承担不同维度的概念进行理论辨析与界定,构建宏观产业政策通过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能力与状态,进而影响企业价值的理论框架;其次,通过案例研究,深入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行为活动(投资扩张、创新研发、生产经营、融资等)以及相应风险承担水平、能力和状态的影响机理,与此同时,探寻产业政策调整变化通过作用于企业风险承担状态进而导致企业业绩和价值产生波动的传递路径,对前述理论框架进行印证;此外,通过大样本实证研究,就企业投资扩张、创新研发、生产经营和融资等各项行为活动体现出的风险承担水平、风险承担能力以及不同水平和能力匹配而来的企业风险承担状态进行描述和度量,对企业各项行为活动体现出的风险承担水平、风险承担能力以及风险承担状态是否在产业政策影响和企业价值变化之间发挥了中介渠道效应进行考察,对前述“产业政策、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价值”的理论框架进行进一步验证。本文构建了一个产业政策通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能力和状态影响企业业绩、价值的理论模型,探讨了产业政策影响企业业绩、价值的传导路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产业政策及其调整通过影响企业各项决策行为,使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能力、状态发生变化,进而导致企业业绩和价值产生波动。案例研究发现,在产业政策引导下,案例企业做出投资扩张、技术研发、生产经营、融资等行为决策,行为后果将会改变案例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和风险承担能力,并使案例企业处于不同的风险承担状态。同时,不同企业差异化的风险承担状态,使其在面临产业政策调整引发的外部冲击时,企业业绩和价值会发生大小不同的增减变化。当案例企业处于“风险承担状态1”(风险承担能力强、风险承担水平低)时,其业绩和价值很有可能增长;若案例企业处于“风险承担状态4”(风险承担能力弱、风险承担水平高),其业绩和价值极有可能下降。第二、产业政策通过影响企业各项行为活动导致其风险承担水平发生变化,进而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产业政策通过推动、促进企业投资扩张(资产规模增长)、创新研发(加大研发投入)和生产经营(加速存货库存消耗)行为改变其风险承担水平,进而提升了企业价值;产业政策通过推动、促进企业生产经营(应收类资产比重增长)和负债融资(财务风险、破产风险增加)等行为活动提升了风险承担水平,进而降低了企业价值;产业政策影响下,企业通过投资、研发、生产经营以及融资等各项行为活动所体现的风险承担水平(包括各项行为活动综合作用所体现的企业整体风险承担水平)是产业政策与企业价值之间的中介变量,产业政策通过推动、促进企业整体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进而降低了企业价值。第三、产业政策通过影响企业各项行为活动导致其风险承担能力发生变化,进而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产业政策通过削弱企业产品竞争力、侵蚀企业财务柔性进而对企业价值产生不利影响;产业政策影响下,企业通过各项活动所形成的风险承担能力(包括各项行为活动综合体现出的企业整体风险承担能力)是产业政策与企业价值之间的中介变量,产业政策促使企业整体风险承担能力降低进而对企业价值产生不利影响。第四、产业政策通过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状态发生变化,进而对企业价值产生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产业政策通过减弱企业风险承担状态得分进而对企业价值产生不利影响;产业政策影响下,企业通过其整体风险承担水平和整体风险承担能力匹配形成的风险承担状态是产业政策与企业价值之间的中介变量,产业政策促使企业风险承担状态得分减弱进而对企业价值产生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创新点和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有文献多以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综合经济后果(业绩波动性)来描述、度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较少有学者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几乎没有学者对企业风险承担状态进行研究。本文首先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风险承担能力的变化归因于各项企业行为活动(投资、研发、生产经营、融资),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匹配入手,对企业风险承担状态进行了描述和度量,与现有风险承担文献相比,在理论框架上具有一定突破,进一步丰富了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视角。第二、学界就“产业政策影响企业业绩、价值”、“产业政策影响企业风险承担”以及“企业风险承担影响企业业绩、价值”等主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未有学者对产业政策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进而影响企业业绩和价值的传递路径进行考察。本文分别采用典型案例和实证大样本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验证了企业风险承担各维度在产业政策影响和企业业绩价值变化之间的中介效应,进一步厘清了产业政策对企业业绩、价值的影响机制。第三、大量学者对宏观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和经济后果进行了深入研究,还有部分学者就产业政策通过影响企业某一方面的行为活动(如企业投资、研发创新、融资等)及其后果进而影响企业业绩和价值的路径机理进行了考察,但较少有文献对宏观产业政策的微观影响传递路径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本研究分别基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能力和状态的视角,从企业投资、研发、生产经营和融资等多个维度考察了产业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微观影响路径,并在案例研究中详细分析了产业政策影响下企业行为的动机、后果以及差异原因,进一步扩展了“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研究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