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5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就业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就业结构不断调整，而且向合理的方向发展。然而，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不断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的不断加速，拥有近13亿人口的中国就业形势变得日趋严峻。就业问题已经成为21世纪中国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之一。因此，研究中国就业问题，指出就业的决定因素，并通过对这些因素在中国未来可能的发展空间进行测算，给21世纪头10年中国的就业形势一个客观判断，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充分就业是市场经济国家追求的四大宏观经济目标之一，而且名列首位。就业问题作为现代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之一，作为突出的经济与社会现实问题，中外学者对其理论和政策研究得较为充分。　　研究就业问题，从劳动力市场主体及其运行机制来看，无非有三大视角:劳动力供给、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　　劳动力供给主要取决于人口总量、劳动力参与率、劳动力供给质量以及劳动力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对比等因素。这一领域人口学、劳动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增长的就业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得较为充分。　　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主要有市场配置、计划配置、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混合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市场配置，古典的、新古典主义的微观经济学已作了透彻的分析;劳动力资源计划配置，社会主义劳动经济学曾作过描述;劳动力资源从实行计划配置向市场配置转变，则受经济体制、就业制度模式以及就业政策的相应变化的影响，这一领域制度经济学研究得较为充分。　　然而，从劳动力需求角度，尤其从宏观的劳动力需求角度研究中国就业决定因素的并不多见。　　劳动力需求有微观的劳动力需求和宏观的劳动力需求之分。微观的劳动力需求是指单个厂商的劳动力需求，其需求量决定于劳动工资率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的对比，微观经济学曾有说明;而宏观的劳动力需求主要是指整个社会的劳动力需求，这种需求派生于产品需求，而产品需求主要由宏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决定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化，影响产品的需求总量和产品的需求结构，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　　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影响就业总量的论述，凯恩斯主义的非充分就业均衡理论已有阐述。该理论认为扩大投资，刺激经济增长，天然地会扩大就业。扩大需求——增加产量(收入)——扩大就业之间呈同向变化关系，仅此而已。该理论并未对经济增长与就业的相关性进行深入分析，并未考察如果扩大的需求在生产领域里有不同配置，那么，这种需求的扩大，不但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总量，而且会导致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从这种角度看，凯恩斯主义的就业理论的研究远未充分。　　本文认为，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在不同的经济结构状态之下，为社会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是迥然不同的。经济结构的变化所引起的就业结构的变化，进而对总的就业水平的影响，结构主义(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费景汉—拉尼斯的三阶段论、哈里斯—托达罗的人口迁移理论)从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论证，但它们似乎只涉及到人口在城乡结构内和产业结构内移动的动力根源，至于这种变化对就业大小产生多大影响，很少论述。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其他结构变化(企业所有制结构和企业组织规模结构)无法涉猎。　　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试图站在中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之下，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对中国就业问题提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指出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是影响就业的两个基础因素，重点对经济增长速度、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城乡结构、企业所有制结构、企业组织规模结构)调整与就业的相关性进行分析，提出影响中国就业的五大主要变量及其内在的逻辑关系以及扩大中国就业的有效途径。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　　1、经济增长与就业呈正相关关系，追求经济的增长自然是就业所需。这就是说经济总量的增大，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是扩大就业的一个基本因素。但同时我们发现，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非线性的。非线性关系是由就业增长弹性系数决定的，就业增长弹性系数又是由经济结构差异所致，所以，经济结构的调整是就业的重要变量。　　2、经济结构中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量的大小高度相关。我们从经济发展进程中三次产业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规律中发现，工业化之前，三次产业就业比重大小排序是第一、第二、第三次产业;工业化初中期，三次产业就业比重大小排序是第二、第一、第三次产业;到工业化后期，尤其是后工业化阶段，三次产业就业比重大小排序应是第三、第二、第一次产业。我国目前处在工业化中后期，有利于就业的三次产业结构排序应是第三、第二、第一次产业。然而，现时中国三次产业就业结构排序却是第一、第二、第三次产业。所以，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就必须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大力第二、三产业。　　3、加快城乡结构的调整，推进城市化进程，是中国就业的一大决定因素。分析发现，农村人口的区域转移和产业转移同步进行的完全城市化有利于就业;农村人口的区域转移和产业转移非同步进行的不完全城市化(过度和低度城市化)不利于就业。改革前，我国城市化“梗阻”——城乡割裂;改革后，我国城市化“异化”——城镇化。中国城市化进程严重滞后，是造成我国就业压力巨大的重要原因。　　4、在对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中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调整与就业相关性进行分析，我们的初步结论是: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提升并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城市化进程是决定我国就业的基本因素。但是，通过我们对这三个因素的测算，我们发现，即使它们达到国际参照系的水平和我们的预期目标，也难以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于是，我们只能从经济结构中的微观结构角度来寻找我国就业的决定因素。　　5、本文对我国国有经济部门和非国有经济部门资本投入结构、就业效率、所有制地区结构与地区就业能力测算比较，认为国有经济部门难以提高有效率的就业，非国有经济部门才是扩大就业的根本出路。调整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所有制结构，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重点是民营经济)部门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关键性因素。　　6、从企业规模结构看，中小型企业规模小数量多，它们是就业的主力军。从企业组织结构看，大中小型企业之间只有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形成一个合理架构:分工协作的“垂直一体化架构”和有序竞争的“水平一体化架构”方可扩大就业。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已成为就业的主力。但大中小型企业之间过度竞争和组织混乱的存在，使得大中小型企业之间“垂直一体化”架构和“水平一体化”架构难以形成，高科技中小企业的发展步履维艰，导致我国大企业不强，小企业较弱的局面。这一局面无法让经济良性循环，也使得就业在大中小型企业合理架构中得以扩大的可能受阻。所以，调整我国企业组织规模结构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一个微观决定因素。　　7、中国就业五大决定因素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紧密相联的整体。经济增长速度是决定就业的基础因素。而要保持我国经济稳定高速增长，从长期看，必须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以经济结构调整为主线”。从这一逻辑关系看，我国产业结构、城乡结构、企业所有制结构、企业组织规模结构的调整不但是扩大我国就业独立的决定因素，而且也是保持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和手段，这些结构调整的实现又可通过高速增长的经济从另一个角度扩大就业。　　另外，企业所有制结构调整，不仅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基础，也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而合理的产业结构的形成过程又是城乡结构调整即城市化进程加快的题中之意;而这一切的结构调整反映在企业微观层面上，就是形成组织和规模都合理的企业结构。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即导论部分，说明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第一章，主要对国内外已有的就业理论进行述评，同时提出本文新的研究视角。　　第三部分，包括第二至第六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主要研究经济增长、经济结构与就业的关系。这一部分又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本文的第二章，主要研究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第二层次包括三、四两章，主要分析经济结构中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与就业的关系;第三层次包括五、六两章，主要研究我国经济结构中的企业所有制结构、企业组织规模结构与就业的关系。　　第四部分为第七章，首先构建一个能使我国就业渠道畅通的良性循环图;然后提出缓解我国就业压力的政策建议。四个部分的主要观点反映在以上七点结论中。　　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从宏观经济角度，为分析中国就业的决定因素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二、提出了影响中国就业的五大因素及其内在的逻辑关系。三、对其中可测算的三大就业变量(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城市化进程)的现状以及到2010年可能达到的水平进行了比较，测算其就业容量，对2001-2010年中国就业形势作出了判断。　　论文还存在一些缺陷:比如从宏观经济角度，对中国就业的决定因素的理解不够深入;对某些模型的分析不够深刻;对影响中国就业的另外两大因素(企业所有制结构、企业组织规模结构调整)未找到可测算的角度，使其计量分析难以展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