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葛兰西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无产阶级运动史中,能够同时将坎坷的人生经历、丰富的战斗经验、超人的革命意志、独特的思想洞见与广泛的历史影响集于一身的,恐怕非葛兰西莫属。葛兰西既是一位革命的理论家,又是一位理论的革命家的说法并不为过。而无论是哪种身份,都与文化领导权理论有着直接的关系。近些年来,作为葛兰西思想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文化领导权理论也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重点,有关研究成果也不在少数。总体来看,大家都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走进葛兰西的思想之中,将碎片化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逻辑骨架和思想总貌清晰地“描画”出来。但是,由于基本立场、研究方法和学科背景等等方面的影响,在这些努力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失真”和“色差”。由于这些“失真”和“色差”的存在和扩散,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图像”也随之变得模糊、扭曲起来。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在充分吸收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相关问题进行重新研究,在现在看来,仍然是值得做,也是应该做的。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再研究中,我们努力凸显两种意识：一是学科意识。为了体现和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业的学科属性,本文尝试采用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学、文艺学、政治学等等其他学科、专业的研究方式；二是文本意识。为了最大限度地接近葛兰西,我们尽力从葛兰西有关文本中去重新寻找文化领导权理论。基于以上两点考虑,我们尝试从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形成条件、形成历史、核心概念、理论体系、基本评价、当代价值等六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章主要论述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形成条件。与其他很多思想家的思想一样,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在其形成过程中,也离不开实践基础和思想资源两个部分。其中,关于实践条件部分,主要是根据葛兰西参与与否划分为间接性革命实践和直接性革命实践两个方面。前者是葛兰西没有直接参与,但是给葛兰西造成巨大思想震动的俄国十月革命,后者是葛兰西以十月革命为榜样,在意大利做出的一种革命实践：工厂委员会运动。此外,还涉及葛兰西参与的反法西斯运动。这两种结果不同的革命实践,为葛兰西后来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提出共同构筑了一个思考的“对照表”和“参照系”。关于思想资源部分,主要是根据思想来源的地域划分为本土思想资源和外部思想资源两个部分。其中,关于本土思想资源,主要涉及马基雅维利、拉布里奥拉和克罗齐；关于外部思想资源,则主要涉及列宁和罗莎·卢森堡。需要指出的是,思想资源有别于思想来源,因此,上述思想家作为葛兰西在文化领导权理论问题上的思想资源,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是一种全盘接受和被接受或者继承和被继承的关系。第二章主要论述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形成历史。其中,首先是对学界关于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历史形成问题上的基本认识和主要分歧进行大致的梳理,并对其中若干历史节点的误差进行重新定位。在此基础之上,找出分歧和误差产生的方法论根源,提出了关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阶段划分的基本方法和主要原则。最后,依据所提出的方法和原则,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三章主要论述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核心概念"egemonia"。其中,首先,是关于"egemonia"的译法分析,在系统梳理和全而分析国内学界关干"egemonia"五种译法的基础上,提出翻译为“领导权”的主张和两个支撑依据。其次,是关于葛兰西领导权概念的特征分析,从历时层面和共时层面入手,对葛兰西领导权概念的总体性特征做出说明。最后,是关于领导权概念的比较研究的研究。通过文本考察,重点反驳了学界在葛兰西与列宁领导权比较研究中存在的三种“对立论”主张,在反驳中正确把握葛兰西与列宁的思想关系。第四章主要论述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内容构成。其中,首先从文化领导权理论的逻辑起点市民社会切入,通过对市民社会的西方思想史传统的追溯,更加直观地把握葛兰西市民社会思想的新颖之处。工人运动的直接进攻,之所以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奏效,原因就在于资产阶级掌握着对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从理论逻辑来看,正是由于葛兰西发现了东西方国家在市民社会方面的差异,才使得葛兰西开始寻找另一条不同于俄国的革命道路。而这种探索大致经历了狱前和狱中两个时期。在经历了狱前反复多次的思考之后,最终在《狱中札记》中被明确化为阵地战策略。最后,在革命道路和战略选定之后,葛兰西的理论目光开始寻找将阵地战付诸实践的历史主体,从而形成了知识分子理论。第五章主要论述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基本评价。其中,首先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休谟问题”进行了探讨。对于事实评价与价值评价的辩证关系做了简要的阐述。然后,对学界关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四种否定性评价进行了归纳和重点评析。进而对否定性评价出现的原因从方法论层面进行了反思。最后在方法反思基础上,尝试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进行了评价。第六章主要论述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当代价值。对此,我们尝试从文化领导权理论在西方所产生的思想影响和在中国所具有的现实启发两个方面进行阐发。其中,就其在西方的思想影响来说,主要涉及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和拉克劳、墨菲的话语领导权思想。就其在中国的现实启示来说,我们主要将从葛兰西那里所得到的启示放在如何掌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上加以集中探讨。除此之外,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启示并不意味着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本身可以供我们直接使用。这种启示中可能含有微观的实务层面,而更多的是处于一种宏观的理念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