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在非霸权体系下国际制度如何创建?”研究国际制度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以霸权稳定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为代表。霸权稳定论认为非霸权体系下国际制度无法创建,而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在非霸权体系下,国际制度能否创建,取决于各行为体能否认识到共同利益。运用东亚(“10+3”)贸易领域制度建设滞后、金融领域制度顺利发展的现实,可以证否霸权稳定论的不能创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有共同利益就能够创建的结论。所以,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解释力不足。就此问题,本文提出假设:在非霸权体系下,国际制度将经历脆弱性博弈的过程。国际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在霸权体系下由霸权供给,这一点为学界所共识;但是在非霸权体系下,也就是在均势状态下,国家之间,尤其是主要国家之间关注相对收益,对即使有供给意愿的国家所应该享有“选择性激励”也刻意降低。并且,国际制度的公共产品属性,即无论谁供给大家都受益,决定了国家的搭便车偏好。这样,在非霸权体系下国际制度的创建便陷入集体行动困境。那么国际制度在非霸权体系下如何创建呢?在国际制度缺失时,国家都在遭受着损失,缺失时间越长,国家的损失越大,国家的损失忍受力便越弱,因此脆弱性便越强,脆弱性博弈便成为国际制度创建所必须经历的过程。脆弱性分为绝对脆弱性和相对脆弱性,绝对脆弱性指国家的绝对损失,相对脆弱性指国家之间损失的比较。绝对脆弱性决定着博弈持续的时间,当国家因为公共产品缺失所遭受的损失或预期损失超过因供给公共产品所需担负的成本时,便会采取积极行动;相对脆弱性影响着国际制度成本的分配,一般相对脆弱性较强的国家对于创建国际制度最为积极、担负成本的意愿也最强。在东亚,贸易领域“10+3”自由贸易区之所以迟迟没有建成,在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WTO成员国,关税已经很低,这样东亚各国贸易转移效应不高,贸易绝对脆弱性不强,所以博弈持续的时间便相对较长;金融领域,之所以合作进展顺利,如建成东亚外汇储备库和亚洲债券基金等,在于1997年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金融绝对脆弱性彰显,因此缩短了博弈时间,另外,受金融危机首当其冲的泰国以及东亚国家的最大债权国日本金融相对脆弱性最强,因此在危机后的金融合作中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