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旨在研究发生在巴基斯坦的反叛乱隐秘无人机战争在美国媒体中的报道。一个让人无法忽视的现实是,反叛乱隐秘无人机战争秘密造成了巨大的死亡,但是人们却对此知之甚少。在这个信息时代,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更加值得我们关注。“后真相”和“假新闻”的时代,为了辨清对错,我们需要深入分析不同的媒体来揭示巴基斯坦反叛乱隐秘无人机战争的真相。由于独立媒体一直在挑战主流媒体的可信度。因此,这项研究既采用了主流媒体(自由主义的《纽约时报》和保守主义的《华尔街日报》),也选择了独立媒体来研究反叛乱隐秘无人机战争的现象。这一研究运用的理论是Anne Morelli的战争宣传原则和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时间跨度是从2004年6月到2014年6月的十年间。这段时间选取所基于的现实是,美国在2004年6月开始了无人机在巴基斯坦的战争,并在2014年6月降低了无人机攻击的频率。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界漫长,在“9 · 11”之后,美国时任总统布什告诉巴基斯坦,要么选择美国,要么选择恐怖分子。据美国媒体报道,在美国入侵阿富汗后,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武装分子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边界地区转移,这个地区已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民事和军事援助,同那些美国政府眼中的恐怖分子战斗。中央情报局官员和美国媒体称,巴基斯坦正在与美国进行“双重博弈”:一方面接受美国资金来对付所谓的武装分子,另一方面又用这些资金对付阿富汗的美军和克什米尔地区的印度军。巴基斯坦对美国来说既是盟友又是敌人。根据美国官员的说法,巴基斯坦与美国的这种关系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这些武装分子之所以对巴基斯坦展开袭击,因为这些武装分子正在被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和无人机袭击,同时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部落地区也在遭受美国袭击。由于巴基斯坦是一个核国家,因此,美国主流媒体认为巴基斯坦遭受恐怖袭击,可能会使巴基斯坦的核武器落入想摧毁美国的恐怖分子手中,因此美国需要在恐怖分子之前控制的巴基斯坦的土地和核武器,从而为世界带来安全。在美国主流媒体上充满了对于巴基斯坦的恐惧,并且赋予了恐怖主义的标签。这种虚假新闻和制造出的恐慌与美国新闻业的规范即社会责任理论背道而驰。尽管美国声称美国军队在巴基斯坦没有热烈的交锋,但似乎巴基斯坦主流媒体正在进行战略性的传播,希望反驳美国媒体的宣传,而达到本国国防目标。美国的大众传播理论历史告诉我们,从殖民地历史开始,媒体对美国的思想和政治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十九世纪法国历史学家、外交家和政治学家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1835)中指出,美国人没有“深邃的思想”,因此他们的媒体是“肤浅的,短暂的”,但当许多媒体说同一件事时,媒体就有了权力决定人们的态度和观点,因此媒体是强大的。另一位名叫Lowrey的学者说,像法国媒体一样,美国媒体也是精英型的,被控制在有权势的人的手中。Lyndon B Johnson总统自称是报社总编辑。里根总统认为新闻界传播的是虚假的和可怕的故事。所以媒体使美国人民变得哑口无言,《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指出,美国人民不仅对此毫无感觉,甚至有39%的美国人希望国会控制新闻来掩饰国家安全问题。RYFE认为,在不了解公众的情况下,新闻之间的关系是无法理解的,因为公众是“关键词”,如果大众是关键词,那么他们是大众传播的基础元素,因此他们是目标。例如,在1915年国会议员J.Hampton Moore要求调查J.P.Morgan,J.P.Morgan当时购买了 25个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以保护他与人民福祉相违背的商业利益。强大而富有的人控制媒体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最近的文献中,这种行为被认为是一种索引理论,即用官方故事填充媒体内容。新一代的学者正在揭露真相,就像Robert W.McChesney写的《富媒体》,《可怜的民主》(1999)。McChesney说,人们没有权力,媒体是赚钱系统的一部分,对那些欺骗系统的富人没有任何发言权。有一句中国谚语叫“闷声发大财”。美国主流媒体充分实践了中国的智慧。美国最高法院法官Robert Jackson曾说过:“让公民免于犯错不是我们政府的职责;公民的职责是防止政府陷入错误”,托马斯·杰斐逊也说过“自由的代价是永恒的警醒”。但是媒体警醒吗?美国人民警醒吗?中国还有句谚语说:“怀疑是智慧的开始,而不是目的。”但是,美国人有质疑精神吗?卡明斯(1939)写道,美国人缺乏“分析的习惯、怀疑态度和许多其他类似的品质”,这就是为什么当他们在1938年10月30日听到“外星人入侵”时,他们坚信这是真的。美国政府和机构已经使人们哑口无言,以至于在2017年8月2日,NASA宣布地球保护工作是为了不受外星人的影响,并且出现这样的广告:“想保护地球吗?美国宇航局正在招聘”,甚至一个9岁的人申请了这份工作。但问题的根源不是新闻业,因为美国记者也是无知的,因为他们是同一系统的产物。美国新闻记者H.L.Mencken在1920看到美国新闻室,他写道:“正是这种巨大的、好战的无知……使美国新闻业变得庸俗不堪,而且声名狼藉。”文献表明,从1880到1925国家教育委员会的政策为美国的无知奠定了永久的基础。事实上,在1912出版的《明天的乡村学校》中,美国教育委员会主席Frederick T.Gates写道:“我们不会试图让这些人或他们的孩子成为哲学家或科学家。”我们不应该从作家、演说家、诗人或文人的影响中长大。博世(2018)最近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写道,美国大学正在培养“狭隘的研究者(专家)”,而不是“批判性思考者”。美国研究中心(CAS)和克里斯托弗纽波特大学,承认美国大学在政治和军事问题中没有为其提供素质教育,这是一种“骇人听闻的教育趋势”。这就是美国记者和人们如此容易被欺骗和无法理解故事背后的真相而依赖官方来源的原因。而“反恐战争”和无人机战争背后的故事是美国人在阿富汗的永久存在。主题分析和主题话语分析是研究数据的方法。主题分析是用来分析数据中的分类和模式。它描述了丰富的细节和解释的数据。主题分析的概念出现在1973年,当时哈佛大学物理学和科学史教授Gerald Holton,写了一本书《科学思想的主题起源:开普勒到爱因斯坦》,在其中他发展主题分析(TA)为“作为历史科学的视角和工具”。本研究采用 Virginia Braun 和 Clarke(2006)的主位分析方法。Virginia Braun 和 Clarke(2006)认为:“一个主题是指抓住了与研究问题有关的数据的关键,并代表了数据集中的某种程度的模式化反应或意义。”这项研究是基于归纳和演绎的主题分析,即数据和理论驱动。归纳主题与数据紧密相连,而理论(演绎)则更具分析性,并提供有关数据方面的细节。在这项研究中,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并没有局限于表层的内容分析,而是运用了主题分析和话语分析来研究数据。主题分析是在显性与深层的语义分析进行,并且它也遵循与主观性话语分析重叠的建构主义视角。本研究有许多有趣的发现。例如《纽约时报》在掩盖和解释隐秘无人机战争,使之成为美国民主制度的一部分,欺骗和反对哈钦斯委员会所说的新闻价值观。《纽约时报》号称是美国的自由主义报纸和历史守望者,但在各个时代,对于美国人民、民主、世界和平和新闻标准,《纽约时报》都在扮演着极不健康的角色。这个时代,人们相信自由、平等、正义、民主、人权、法治、人人平等机会、性别平等等。然而本文中对《纽约时报》社论的研究得出结论却是,《纽约时报》并不关心这些价值观。这个意义上,《纽约时报》它不是报纸,而是一个为了满足军事和金钱整体利益的宣传机器。《纽约时报》成为战争和杀戮这个系统的一部分。在自由主义的掩盖下,《纽约时报》将来自五角大楼的全球战争的议程扩大,认为战争会给所有人带来和平、繁荣、正义和机会均等;杀害海外无辜者将使美国更加安全。《纽约时报》不仅支持无人机战争,而且支持美国帝国主义,并希望将巴基斯坦拖入布什总统发动的美国“反恐战争”。《纽约时报》承认战争的成本太高,因此相对廉价的无人机战争成为解决方案。要完全理解《纽约时报》的社论是不容易的,他们的新闻写作和报道风格是基于奥威尔的双重思考和否定自己的话,甚至在一句话中他们可以说两种不同的东西。在一段时间里,他们写下一件事,然后否定或反转。他们制造精神混乱,而不是帮助人们理解正在发生什么事实,从而实现使读者混淆的目的。值得说明的是,社论的标题非常引人注意,简单且直截了当,并且有时标题充满恐惧和仇恨,这种风格和里面的故事完全不同。在《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巴基斯坦是一个核国家同时也是一个穆斯林国家,而这使巴基斯坦成为美国的敌人。该媒体称巴基斯坦是“恐怖主义全球总部”,支持和促进恐怖主义是巴基斯坦的国家政策,每个巴基斯坦人都是恐怖分子,因为他们保护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保护背后的原因是信仰相同的宗教,即伊斯兰教。这就是为什么巴基斯坦军队与塔利班达成和平协议时,《华尔街日报》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他们把原因简单地归结为相同的宗教信仰。但当美国军队与塔利班和平相处时,《华尔街日报》则赞赏美国军队是明智的。《华尔街日报》希望与巴基斯坦进行无休止的战争,希望巴基斯坦杀死自己的人民,希望该国政府无法处理的国家内战、社会起义或暴力的社会运动。因为他们需要向世界提供一个借口,即巴基斯坦在塔利班的攻击下,社会动荡,法律和秩序缺失,因此美国需要得到巴基斯坦的核武器,控制这个国家,从而使世界安全。《华尔街日报》用非常明确的语言告诉世界,“反恐战争”永远不会结束,因为这是一场必要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着神奇角色的无人机战争对《华尔街日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华尔街日报》自豪地称,像B-52轰炸机这样的美国空军正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自由和民主。无人机战争是合法的、正当的、必要的、需要时间的战争。《华尔街日报》希望通过无人机战争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特种作战部队能对巴基斯坦进行更多的干预。对于那些对此有异见的人,《华尔街日报》社论中用了一个词——“胡说八道”。在主流媒体鼓励战争的势头下,《民主》(独立媒体)发出了明智的声音。这是代表人民的声音。这是一种根据美国伟大而崇高的新闻价值观来进行新闻报道的声音。它并没有叫嚣让人们害怕来自未知之地的人们,没有混淆新闻消费者,也没有不理会有异见的公众。《民主》对于无人机战争的报道使得人们思考美国政府正在做的事情。《民主》现在只有一项议程,即福利、普通美国人和非美国人的安全。《民主》向有知情权的公民呈现出故事的两面,让人民决定,而不是将信息、宣传和意识形态炸弹放入他们的脑袋。可以肯定地说,《民主》现在是根据新闻的社会责任论来做新闻工作的。它的记者甚至试图到达战区,与那些在场的记者交谈,听取他们的第一手意见,让他们在不问棘手问题的情况下发言。他们也会验证来自其他来源的信息。简而言之,《民主》正试图向人们提供真实的信息,而不是让他们变成极端民族主义从而缺乏理性思考,或者说《民主》并没有只想着自己国家的利益,而不考虑国家做的是对还是错。《民主》现在鼓励批判性思维和怀疑的习惯。它告诉它的受众,不要相信你所读或听到的,而要去检查、核实和重新核实事实,从学者而不是记者身上学习。尽管事实上《民主》现在从独立记者那里得到了大量的报道内容,但是它给每个人平等的发言机会,从而帮助人们做出明智的判断。上述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些发现及其意义与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有着直接的联系。他揭露了媒体的虚伪,媒体是如何将东方(奥连特)的形象塑造进我们的头脑的。现实中的西方媒体已经将奥连特纳入框架,并且植入了到每一个受众。奥连特可以理解成一个透镜,它在每一次的新闻消费之前就已经存在。社论透过不同的镜头和颜色来影响公众舆论,这种操作并不利于民主进程,而且继续为非法战争提供战争动力。主流媒体通过让人们保持对未知的恐惧而使人们意识混乱,在他们之间建立了意识形态的墙,即红色主义、蓝色主义、自由、平等、正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英勇、旗帜、优越性、权力。这些所谓的红色和蓝色只不过是一个心理陷阱,并在很大程度根据人的性格分为两类,即红色主义和蓝色主义。当一条信息需要支持被控制的议程,它就会以一种狡猾的方式被编撰出来,以一种满足红色主义和蓝色主义的意识形态价值的方式来制作,他们支持它并建立共识。同样的伎俩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编造一种违背其意识形态价值的信息,因此不会达成共识。信息制作背后的天才是拉琴弦的人,红蓝主义不懂故事背后的真相。Edwadrd Bernays在《宣传》(1928)中称天才是隐形政府。在他的《公众舆论》(1922)中,WalterLippmann称天才是导羊群(人)的牧羊人。在今天的世界里,牧羊人已经变成了一只狼吞虎咽的狼,不管有没有正当理由,因为适者生存是丛林法则。他们拥有强大的媒体,是他们在管理公众舆论。但是正如中国谚语所说:“怀疑是智慧的开始,而不是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