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78年的王安石文学研究深受时代背景的影响,总的来说,这三十年的王安石文学研究是在政治色彩浓重的氛围中前进的。主要分为三个时期:1949-1956年新中国的初步复兴时期、1957-1976年大跃进和“文革”时期、1977-1978年拨乱反正时期。王安石是集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于一体的人物,建国初三十年对其研究也不外乎政治、思想和文学三个方面。所以本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探讨王安石政治、思想研究中对其文学的接受状况,二是梳理王安石文学本体的研究的情况。在政治研究方面,王安石的政论诗文受关注程度最高;在思想研究方面,“评法批儒”运动之前,人们普遍认为王安石的思想根基是儒家的,并杂糅了诸子百家的思想,而“评法批儒”运动期间,王安石被尊为法家代表,在对其进行政治研究时,多选择能体现其法家思想的诗文。在对王安石的文学研究方面,共出版了十多种文学史,整体上渐趋客观,且越来越尊重文学史中“史”的概念;王安石文集的整理工作在这段时间逐渐成熟,为其他研究提供了文献支持;在文学选本方面,前期很少有王安石的诗文选本,他的作品只能零星散见于各种宋诗选或宋词选,而“评法批儒”运动期间的选本则具有同质性,且多选体现其法家思想的诗文;整个时期越来越重视对王安石诗歌的研究,关注点主要有诗歌的分期、艺术特色和手法等。“评法批儒”运动期间的王安石文学研究具有泛政治化的特点,王安石被当做了法家的代表人物,人们关注的诗文较为单一,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规避了能体现他孔孟之道的诗文,突出的是灌注其法家思想的作品,其中关注度最高的是《答司马谏议书》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