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以后,为了在内忧外患中加强君主专制集权统治,皇帝重用宦官参执军政以制约权臣与强藩,逐渐引发了宦官势力的膨胀和宦官立君固权的野心。唐后期,宦官裁定皇位继承人和立君宦官典兵参政成为惯例,使权力中心出现分化,皇位传承制度演变为宦官立君体制,君权至上的原则受到挑战。但宦官作为特殊势力群体,又与皇权相互依存而不得不利用君主专制的躯壳,形成了权力中心分化与君主专制集权的长期矛盾。在作为君国之臣与权阉工具之间,宰臣的角色冲突注定要产生派系斗争,这就是唐后期朋党之争的体制内因。在宦官立君体制下,宦官军阀、枢密使、中书门下与翰林学士之间充满不确定性的权力角逐,又形成政出多门的权力运转格局,为结党营私大开了方便之门。此外,势门选任体制的完备,又为朋党之争提供了后继力量。因此唐后期宦官立君体制形成后,朋党之争便愈演愈烈,直到将唐王朝推向灭亡。 全文对上述观点分六章进行论证: 第一章绪论。界定基准概念,分析研究动态。由于学界对唐后期朋党之争根源的研究仍处在个人恩怨说和阶级根源说的争议中而无定论,从体制的角度系统研究其根源并建构新说就成为本文相对填补空白的学术使命。 第二章论证宦官立君体制是唐后期朋党之争的根源。其中第一节主要阐述了宦官立君体制的形成背景及其三大特征,使宦官立君体制与朋党之争的关系能得到符合其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说明;第二节考证梳理整个唐后期朋党之争的主线,归纳并验证第一节的立论,即唐后期宦官立君体制产生朋党之争的规律;第三节对学界争议的元和三年对策案党争背景进行了全面考证,通过解剖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