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美联储进行了多轮量化宽松的实施与退出政策,2020年3月起又掀起了新一轮“无上限”量化宽松。这些货币政策通过改变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与结构,以维护美国国内经济秩序。而同时,也经由各种渠道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带来冲击,干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尤其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的深化以及中国金融开放程度不断提升,全球金融领域内各指标表现金融周期性特征,进一步影响溢出渠道和溢出效果。鉴于此,本文将全球金融周期分为高涨、衰退和正常期三种状态,基于纳入全球金融周期指数的资产平衡模型,研究不同周期阶段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变动对中国溢出渠道及其异质性。基于理论与实证分析,为政府从全球金融周期的角度应对来自美国等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变化的外部冲击提供政策思路,以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本文首先综合阐述了国内外学者关于美联储货币政策及其溢出、对中国的溢出以及全球金融周期三大主题的研究,并进行评述,揭示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然后基于改良后的资产平衡模型,将全球金融周期作为影响因素进行溢出效应传导机制的理论研究,并对传导机制进行全面阐释。在实证分析中,根据理论基础,利用能识别变量状态的转变并刻画时变特征的MS-VAR模型验证资产负债表效应对中国的溢出渠道及其异质性。最后结合实证分析结果,从政策角度为中国应对国外货币政策带来的潜在冲击和保持货币独立性提供建议思路。本文研究发现,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扩张与缩减所带来的效应会随着利率、资产重组、汇率和流动性四种渠道对中国经济进行传导。不仅如此,在全球金融周期的不同阶段,这种影响存在差异:汇率渠道在金融周期各阶段均发挥作用,且高涨期的影响大于衰退期;利率渠道、资产重组渠道和流动性渠道均在全球金融周期高涨期和衰退期时发挥作用,而在正常期没有显著传导。这种溢出效应的异质性进一步加大了央行管理来自美国的外部冲击的难度。因此,在应对外部政策冲击时,不仅要考虑对国外货币政策进行前瞻性变量管理和加强自身宏观基本面建设,还应该将全球金融周期的状况考虑在内,针对不同周期阶段的传导渠道特征来有的放矢的应对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