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在19世纪中后期进入陕西,在实践中渐渐和中医及本地居民生活产生互动与交流。本文通过考察近代西医在陕西的空间扩张、西医在卫生建设中的作用以及中西医交流的案例,试图呈现该时期中西医交流与社会变迁的情况,并思考其中的意义。由于陕西省深居内陆,环境相对闭塞,直到19世纪后半叶才有少量的西医在关中和陕南零散活动。20世纪后,随着战争、自然灾害和流行疾病的屡屡重创,地方政府与百姓都亟须更快速有效的医药。尤其从1930年代开始,在政府的支持、疾疫与战争的压力下,西医的空间分布又有所扩张。到了四十年代,在延安、西安-宝鸡、汉中三个地区的西医数量更突出、种类更多元。西医在陕西的空间扩张变化甚大,在实际的操作中亦与中医、本地老百姓有许多互动。本文从公共卫生的推行来看西医如何随着相应制度的建立而更密切地与百姓接触,从而对人们的卫生观念和看病习惯产生了影响。妇婴卫生是其中一个引人注意的方面。新法接生与旧法接生的碰撞或许可以看作中西医交流的一个粗略缩影。国民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方法宣传妇婴卫生知识,推行新法接生,使之在地域之间、城乡之间,发挥了程度不一的作用。抗日战争的爆发增大了对各种医疗手段的需求。为了应对战争,中共采取了与国民政府不完全相同的医疗方针,后者偏西抑中,前者则号召中西医合作。陕北的中西医合作是迫于自然环境、疾病灾害、战争围堵、医药与人才资源匮乏等压力下采取的方针。通过多种方法在各阶层推广,政府官员、医界精英和平民老百姓也亲自参与到协调中西医合作的工作里,为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医疗工作提供了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