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下诗歌”是“文革”期间地下文学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这些作品大多秘密存在且未曾发表,它们在创作内容、风格和思想状态表达上与“主流”颇有不同,这与以“黄皮书”为标记的外国文学的翻译作品有极深的渊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为了配合当时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中共中央宣传部指定几家重要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国外的重要文学著作,作为“内部书”限购发行,供“批判与参考”,即“黄皮书”。“黄皮书”的设计、内容选取、翻译风格等,都深刻地受到当时政治环境和主流话语的影响,这从相关的出版说明中即可窥见。“黄皮书”虽被限制购买,但很快通过各种方式在民间流传,被青年人视为启蒙思想的“圣卷”,也影响着1968-1973年“地下文学”的创作。“黄皮书”对1968-1973年北京地下诗歌的影响首先表现在这一时期地下诗人的创作内容和风格上。如北岛的“政治抒情诗”创作就深受《<娘子谷>及其它》的影响,他探讨中国政治事件的诗作《结局或开始》在抒情内容、语言运用、诗歌结构上受到叶夫图申科等苏联作家作品的启迪。多多则在《人·岁月·生活》的影响下开始了自己对俄苏文学与精神世界的游历。“黄皮书”也影响了这一时期地下诗歌的朗诵与传播。传统意义上,诗歌更多通过印刷、抄写等方式进行传递。针对“文革”期间抄家、语言和思想禁锢的情况,“黄皮书”所介绍的叶夫图申科等诗人给诸多北京地下诗人提供了一种新的交流可能。叶夫图申科对于诗歌朗诵的重视影响了地下诗歌的接受与交流。地下诗人在创作中注重诗歌的韵律、修辞、感染力,并在聚会、广场、诗歌交流会等场合朗诵自己的作品,通过声音扩大诗歌作品的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是食指。他的诗歌通过自我朗诵和别人传诵的方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黄皮书”除了对地下诗歌创作产生直接影响外,也改变了地下诗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诉求,并间接影响着诗歌创作本身。如诸多被冠以“批判”功用的小说如《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等,让一批正处在躁动青春期的诗人们找到了身体“在路上”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出走的文字表达方式,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火车这种交通工具,诗人们获得了“向后的片状风景”这一现代性体验,达成了“在路上”的精神追求,进而将这种理念延展到诗歌创作中。二是在北京地下诗歌的主要阵地之一“白洋淀诗歌群”,地下诗人们通过水路交通获得“摆动的立体风景”,并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保定安新乡村,通过传抄、讨论、手抄本交流的方式,将诗歌写作与交流纳入日常的生活。同时,北京、天津与白洋淀之间三地的人员交流,也为白洋淀诗歌群落提供了互通有无的可能。此外,“黄皮书”所选录的《人·岁月·生活》中介绍的俄苏流亡诗人的生活状态也使他们了解到反抗和高贵的精神,书中对“十九世纪首都”巴黎的现代性体验的描述也开启了青年人对一个新世界的想象与向往。这本回忆录中的“沙龙文化”被当时的地下诗人所推崇和效仿。这一时期在北京出现了数个后来被以主持者姓名追认的“沙龙”,他们以固有的同学、朋友关系为基础,在一定物质条件下建立起了自己的沙龙,进行文学、艺术、哲学方面的交流。沙龙成为部分地下诗人进行创作和交流的空间载体,如根子和依群等年轻诗人,就曾是徐浩渊沙龙的重要成员。总体而言,“黄皮书”作为特殊政治时期的“内部书”成为一个异常性的文学现象,承担起了一个奇特的审美使命,对当时一部分青年人及时进行了文学的启蒙教育,对这一时期北京地下诗人的诗歌创作、诗歌传播方式以及生活状态和精神追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愈益凸显出其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