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5年“互联网+”的提出到如今“智能+”首次写入我国的政府报告,标志着我国居民生活方式的进一步升级更新。创新驱动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是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的关键,更是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第一动力。随着我国城市集群化的发展,各经济区的创新能力呈现出“推心置腹”的发展理念。中心城市群在受国家政策、资源禀赋、区域集聚等因素使自身创新能力提高的同时,同时向边缘城市辐射,即中心地带动腹地的发展。当然,这种知识溢出是相互的,中心地也受到腹地的知识溢出。我国著名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主要经济区,都存在这种创新能力集聚和溢出的现象,这才使得区域经济能够长期稳定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研究其创新能力的空间集聚及空间溢出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利用2007-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的相关数据,参考了国内外相关文献,在创新地理学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对该经济体创新能力的空间集聚性及溢出效应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首先,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能力进行总体概述,再运用区域基尼系数、赫芬达尔系数、泰尔系数三种系数描述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能力空间演变特征;其次,运用Geoda软件计算出莫兰指数,用来描述各城市创新能力的空间自相关性,利用莫兰散点图和Lisa聚类图初步说明各城市创新能力的空间集聚特征;再次,利用空间权重矩阵数据,运用Stata软件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经过多种显著性水平检验选取最优的空间计量模型,说明各城市创新能力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后,以模型回归结果为基础,提出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能力空间集聚及溢出效应的相关建议。结果表明,基于经济距离矩阵,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能力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负相关性,且存在明显的区域集聚现象。创新环境、资金投入水平对本城市和其他城市的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都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创新平台、人力投入水平对本城市创新能力的正向溢出效应显著,但对其他城市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对外交流水平对本城市的创新能力表现为抑制作用,而对其他城市的创新能力却表现为促进作用。本文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应该优化创新能力的空间格局,推动城市群协同发展;改善创新环境,建立创新平台;加大创新投入,引进创新人才;建立协调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