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复杂度作为衡量出口品技术含量和生产率的综合概念,为国际贸易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分析视角,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随着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的丰富和完善,出口复杂度研究也从早期测度方法的构建,延伸至演进动因和影响机理的分析。但现有研究并未注意到,相对滞后的金融发展水平已经成为制约一国出口复杂度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探寻金融发展对出口复杂度提升的影响机理和效应,对促进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基础上,测算出完全国内增加值系数,并结合Hausmann(2005)模型,剔除出口中进口中间投入品的影响,进而消除国际化大生产下产业内跨国分工所导致的“统计假象”,从而真实反映出一国实际出口复杂度水平。与此同时,本文构建了金融发展通过金融功能直接影响一国出口复杂度提升的分析框架。并在修订和拓展Chou和Chin(2001),Pagano(1993),Alfaro(2003)等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金融发展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资本配置效率和人力资本积累三个渠道间接影响出口复杂度提升的分析框架。在上述分析框架基础上,就金融发展的四个维度从跨国和跨区域两个层面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除了传统的要素禀赋之外,金融发展也是影响一国出口复杂度提升的因素之一。金融发展通过提供融资和资金筹措平台功能、信息不对称下的激励功能直接促进出口复杂度提升。同时金融发展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流向、资本利用率和东道国技术吸收能力,有效促进人力资本、研发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的利用,进而间接促进出口复杂度提升。但金融发展对出口复杂度提升存在“门限”效应。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由于金融成本大于金融收益,导致金融发展对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效应不显著。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金融发展的收益超过了其成本,对出口复杂度提升的作用才显现出来。中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别于2002年和2005年前后跨过“门限”值。金融发展的不同维度(整体发展水平、规模、效率和结构)对不同产业、不同经济体,不同时间段的出口复杂度提升具有不同效应。从纵向上看,金融规模对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效应呈“倒U型”；金融效率对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是可持续的正向效应,金融结构对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效应是动态的,是随着一国要素禀赋结构和实体经济中产业技术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从横向上看,金融规模对发展中国家和低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效应更显著,而金融效率对发达国家和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效应更显著。大型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对发达国家和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更有效,而中小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对发展中国家和低技术产业更有效。中国出口复杂度水平近年来不断提升,且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但仍处于世界较低水平,其中高技术产业的差距尤为明显。中国金融的不均衡所导致的金融市场功能弱化和金融效率低下,以及金融发展对研发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间接提升效应不显著,导致了中国出口复杂度落后。(1)从国家层面上看,推动中国出口复杂度提升的主要金融因素是金融规模,且该作用不断加强,而金融结构中信贷期限结构的作用不断减弱,金融效率从负向抑制作用转为正向推动力。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提升效应不同的是,中国出口复杂度提升对金融规模的依赖性更强,而金融效率对中国出口复杂度的提升作用基本未显现。(2)从区域产业层面看,金融发展对中国各区域和产业的出口复杂度提升效应存在着明显差异。金融规模对中西部地区和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效应更显著,信贷期限结构对中西部地区和低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效应更显著,而金融效率对东部地区和高技术产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效应更显著。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合理控制金融规模并优化地区金融分布；打破国有金融垄断,提升金融效率；丰富和完善金融中介市场,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结构；实施区域化的金融发展战略；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学习吸收能力,转变人力资本培养方式等五点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