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辂等人纂修的《续资治通鉴纲目》，是明代中期由官方敕修的一部史书。该书记载了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迄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共计408年的史事，全书共27卷，为续接朱熹《通鉴纲目》而纂。 《续通鉴纲目》在明朝代宗景泰六年、宪宗成化九年，前后两次受敕，最终成书于宪宗成化十二年。这一纂修过程，经历了景帝自肇修、英宗辍修和宪宗复修三个阶段。这种起伏的背后，与当时的政治事件“土木之变”，及兄弟叔侄之间的亲情恩怨密切相关。在此书敕修的前后两批纂修人员中，皆参与两次编修的，只有彭时、商辂二人，但在此书修成的前一年，彭时去世，《续通鉴纲目》的最后署名为商辂等。 明孝宗弘治时期，有张时泰为《续通鉴纲目》作《广义》、周礼作《发明》。因印书业的发达，当时就有《发明》、《广义》与《续通鉴纲目》合印的慎独斋刻本，随着后来版本的不断翻新和流传，《续通鉴纲目》之书，在明代末期就传入朝鲜等地，对朝鲜的史书编纂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发明》、《广义》作为研究《续通鉴纲目》的两部专著，注重于对《续纲目》“诛乱讨逆，内夏外夷，扶天理、遏人欲，正名分、植纲常”等义理褒贬思想的阐发。本论文对《续通鉴纲目》的研究，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宋初的疑案“烛影斧声”和“金匮之盟”，真宗时期的澶渊之盟和天降神书、北宋的变法和农民起义、南宋高宗和中兴四将以及元代君臣崇信佛教等内容加以分析，揭示明代人对宋元重大事件的看法，同时挖掘其中的思想蕴涵。 《发明》《广义》阐发《续纲目》的思想内容，其主流意识是盛行于当时的程朱理学思想，但同时也有《春秋》义理思想的发挥，和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的发扬，而形成了“君死社稷”思想，对亡国之君提出“要为社稷死”的要求，这是对人君的一种责任诉求。北宋徽、钦二帝，南宋恭帝赵顯、西夏之主睍，因不能与社稷共存亡，为国家社稷而死，深受《发明》《广义》的谴责。 两宋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始终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到了明代蒙汉矛盾仍未消除，尤其在明英宗正统年间，蒙汉矛盾升级，明廷与蒙古族瓦剌部的冲突激烈，而发生了“土木之变”，其后华夷之辨愈加强盛。《续通鉴纲目》正是成书于此时，非常强调夷夏有别。“内夏外夷”遂成为《续通鉴纲目》夷夏观的出发点。《发明》《广义》对《续通鉴纲目》中夷夏关系的阐释，将宋室看作天下共主，以大字记宋统纪年，而将辽、金、元视为受封的列国，对金元的建国封号以小字附记在宋统纪年之下，这种做法无疑是言：宋廷的正统地位和辽金元政权的非正统性。《续通鉴纲目》与《发明》、《广义》对宋与辽金元的关系的阐述有着尊卑、主从、正闰之别，“内夏外夷”成为他们在观念上，处理当时夷夏关系的一个总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