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思想十分丰富,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他对劳动幸福、尊重劳动、劳动快乐等幸福主旨的精辟论述。李大钊之所以十分重视劳动的问题,并把幸福的方法和手段均建立在劳动基础上,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从政治上来说,国际国内先后爆发的十月革命,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以及以五四爱国运动等革命事件,反映了劳动人民强烈要求解放的反抗斗争情绪;从经济上来说,开埠通商,列强肆意倾销廉价商品,严重冲击了中国本土的自然经济,造成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失业。至此,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漩涡中,逐渐成为半殖民半封建经济模式统治下的落后国家;从思想上来说,近代中国新旧文化交替,许多学者在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时看到了中国旧思想的落户愚昧,涌现了各种社会理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式为国人熟知并正式介绍到中国,在它的影响下中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从社会环境来说,中国在列强的炮声中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各地涌现了大小不一的起义浪潮,腐朽的清王朝统治岌岌可危。军阀割据统治使中国社会矛盾更加激化,民族和阶级冲突日益紧张,百姓生活苦不堪言。面对中国深陷国破山河的危亡困境,各地出现了以不同方式表达救亡图存的爱国活动,进步知识分子强烈要求引进先进社会理论进行学习;从李大钊的经历来说,一生短暂而坎坷,留学日本时较早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日本的社会学理论。回国之后,投入了国内高涨的社会革命事业中,通过办报纸、编杂志宣传他的革命思想。这些客观的背景导致李大钊特别关注劳动幸福的问题。他认为,劳动是解除痛苦的良药,劳动是获取快乐的良方;劳动是光荣的,劳动促进经济上的幸福;劳动是公平的,劳动促进道德上的幸福;劳动促使男女平等,劳动促进婚姻家庭中的幸福;劳动创造历史,劳动促进人类整体的共同幸福。李大钊这些劳动幸福主张,明显不同于其同时代的其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瞿秋白等。他的劳动幸福理论有其自身独有的理论特色,他不仅十分强调“劳动”的公平性,而且还十分关注“劳动”的健康性、(对经济制度的)影响性、(增进婚姻关系的)幸福性以及(对历史推动的)革命性。因此,李大钊的劳动幸福理论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成果水平的重要展现,对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精英骨干产生过巨大的思想影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