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中国是世界上老龄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也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据预测,到2050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将由2000年的10%增加到31%。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剧,老年健康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老年健康不仅是评估老年生活质量的主要依据,也是反映中国社会经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及社会养老保障的指标,更是医疗卫生保健资源分配的重要指标。在医疗改革成为社会热点的背景下讨论家庭经济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有利于建立更符合中国国情的居民健康促进制度,而寻求医疗服务之外的健康促进途径对中国尤其重要。近年来,中国政府实施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城市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及低收入居民医疗救助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在健康服务领域,老龄人口应当是最重要的受益群体之一。但是,中国“未富先老”的现实,使得家庭在养老体系中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家庭代际经济支持在满足老年人生活所需之后,能否改善老年人健康、又有哪些因素会影响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研究目的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而社会养老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家庭养老仍然是中国一段时期内的重要养老模式,而家庭养老中代际经济支持对老年健康有重要影响。那么中国家庭目前的代际经济支持状况如何?代际经济支持对老年健康有什么样的影响?如果代际经济支持能显著影响老年健康,那么又是哪些因素影响了代际经济支持?本研究具体目的如下：1.通过描述统计,描述中国家庭代际经济支持与老年健康的现状及相关关系；2.通过实证研究,检验经济支持与老年健康间的双向因果关系；3.通过研究健康等因素对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探讨如何拓展经济支持的来源,并探讨在家庭经济支持有限的情况下,政府转移支付以及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在提高老年健康方面是否具有替代作用,为实现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研究方法本研究利用的是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提供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urvey, CHARLS),该项目组于2008年在中国的浙江和甘肃两省进行了试调查,2012年进行了追踪调查。针对居住在甘肃和浙江两省的45岁及45岁以上的人群,CHARLS分四个阶段进行抽样。2008年共抽取32个县／区的95个社区／村庄,1570户家庭中的2685人。2012年追踪调查人数2378人,其中1952年及以后出生(2012年年龄60岁以上)的能追踪到的1287人。本研究首先对代际经济支持的现状进行了描述,并用局部加权回归散点平滑法(Locally weighted scatterplot smoothing, Lowess)描绘了老年人健康状况等因素与经济支持的关系,然后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经济支持进行了实证分析：1.通过健康影响因素以及经济支持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选定回归分析的自变量与控制变量,并采用逐步回归法确定最终的回归模型；2.为了控制经济支持健康效应的滞后性,以及经济支持的内生性和健康影响因素的层次性,应用两期数据多层次模型进行回归分析；3.构建赫克曼多层次模型,探索影响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因素。本研究主要利用stata12.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主要研究结果1.经济支持具有健康效应通过逐步回归代际经济支持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发现模型总体拟合度较好且稳健。对ADL、慢性病、抑郁症、生活满意度及自评健康依次进行HLM回归,其对应的群间关联度系数(ICC)依次为0.3083、0.1342、0.2372、0.1780和0.1566,而且显著不等于0,说明社区因素至少解释了老年健康13.42%以上的差异,有必要采用HLM模型。ADL关于获得经济支持的回归系数是-0.148,获得经济支持有利于ADL的改善,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ADL关于提供经济支持的回归系数为-0.212,在0.15水平显著。慢性病关于获得经济支持的回归系数是-0.099,获得经济支持有利于降低慢性病的发病率,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慢性病关于提供经济支持的回归系数为-0.134,在0.05水平显著；获得经济支持有利于降低抑郁症的发病率,并在10%水平具有统计显著性；抑郁症关于提供经济支持的回归系数为-0.122,在15%水平显著；获得经济支持有利于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并在0.1平具有统计显著性；生活满意度关于关于提供经济支持的回归系数为-0.022,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自评健康关于获得经济支持的回归系数是-0.017,获得经济支持有利于提升老年人自评健康,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自评健康关于关于提供经济支持的回归系数为-0.255,在0.15水平显著。2.经济支持健康效应具有异质性(1)经济支持对中国不同地区,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的地区,健康效应不同。获得经济支持能提高甘肃省老年人的ADL水平、降低慢性病以及抑郁症的发病率,但是对浙江省老年人却有相反的结论。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容易提高浙江省老年人慢性病发病率,但却能显著降低甘肃省老年人慢性病发病率。(2)获得经济支持对降低低收入家庭老年人的慢性病及抑郁症发病率效果更明显。提供经济支持更有利于低收入家庭老年人ADL及抑郁症的改善,更有利于高收入家庭老年人慢性病的改善。获得政府转移支付对于降低低收入家庭老年人ADL及抑郁症的发病率效果较高收入家庭老年人效果更为明显。(3)获得经济支持能更大程度的降低女性老年人的ADL和抑郁症的发病率,无论是经济性还是显著性都高于男性,但获得经济支持更能提高男性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更有利于改善女性老年人的健康状况。(4)获得经济支持对降低农村老年人的ADL、抑郁症发病率以及提高生活满意度,无论是从经济性还是从显著性方面看,都明显优于城市老年人。获得政府转移支付对降低农村老年人ADL及慢性病的发病率效果更为明显。(5)获得经济支持对于降低60-69岁年龄老年人的ADL、慢性病发病率,以及提高生活满意度方面优于70岁以上老年人。但在降低抑郁症患病率方面,获得经济支持对70岁以上老年入效果更理想。(6)获得经济支持对降低非在婚老年人ADL、抑郁症的发病率效果较明显,但对慢性病的健康效应却不明显。获得经济支持能更大程度地提高在婚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提供经济支持更有利于降低在婚老年人的ADL、慢性病、抑郁症的发病率,以及生活满意度的提升。3.影响老年人获得代际经济支持的因素具有多样性(1)影响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概率的因素。老年人在健康状况差、收入高、有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照看孙子女、老年人生活水平低、健在子女数多、子女居住地离老年人近、与子女联系次数多、在婚、社区经济状况好等情况下,获得经济支持的概率较低。第一份工作的性质差、非同住子女数多、与子女见面次数多、子女收入高、基期获得经济支持多等情况下,获得经济支持的概率较高。(2)影响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规模的因素。ADL严重、自评健康差、收入高、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多、生活水平高、照看孙子女、健在子女数多、与子女见面次数多的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规模较其他情况小。慢性病及抑郁症严重、基期获得经济支持多、第一份工作性质差、非同住子女数及健在兄弟姐妹数多、与子女联系次数多、离子女远、子女收入高、非在婚、农村、男性、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规模较其他情况大。4.经济支持影响因素在不同个体间存在差异(1)浙江省老年人慢性病和抑郁症越严重、健在子女数越多、老年人收入越高,获得经济支持越多；自评健康越差、非同住子女越多、与子女见面次数越多、照看孙子女,获得经济支持越少；在婚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规模高于非在婚老年人。同样上述情况下,甘肃省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情况则相反。(2)城市老年人ADL越差,获得经济支持越多,但不具有显著性,而农村老年人ADL越差,获得经济支持越少,而且在0.05水平显著；自评健康对农村老年人获取经济支持影响的程度与显著性都高于城市老年人；养老保险对城市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挤出效应,无论是影响程度还是显著性都远远高于农村老年人；城市老年人子女与其联系次数越多,得到的经济支持越少,但农村老年人子女与其联系次数越多获得经济支持越多,且在0.05水平显著；城市男性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规模高于女性老年人,并在0.05水平显著；(3)健康状况对非独居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影响,无论是从影响程度还是从显著性方面,都明显高于独居老年人；在婚非独居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规模远远低于在婚独居老年人；与子女见面次数对非独居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影响更大和更为显著；城市非独居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远远多于独居老年人,女性非独居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高于女性独居老年人；年龄越大独居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越多,而非独居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越少；社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非独居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越少,并在0.05水平显著。结论及建议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研究结论：1.双向经济支持有利于老年人身心健康在考虑经济支持与健康之间存在的内生性、时滞性问题的基础上,本研究发现,获得代际经济支持会对老人健康产生有利影响。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能够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但对不同群体的老年人而言,这种影响并不具备一致性,因此,“啃老”是否降低了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群体的感受存在差异。2.社区因素是经济支持产生健康效应的重要中介变量通过HLM空模型计算的ICC值可以看出,社区因素能解释老年人慢性病、ADL、抑郁症、生活满意度及自评健康的差异的10%以上,并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社区因素是影响老年健康的重要因素。经济支持对健康的影响,往往是通过社区医疗服务可及性、老年人社区社会资本丰富性、社区文化对老年生活压力的缓冲等途径实现的。3.经济支持健康效应及影响因素存在地区、城乡、性别等差异通过分样本回归分析发现,经济支持的健康效应存在性别、城乡、年龄、婚姻状况、经济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农村老年人、女性老年人、非在婚老年人和低收入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健康边际效应更大。经常看望老人,会减少经济支持的规模,说明日常照料对于经济支持具有“替代效应”,但写信、打电话这种情感的交流,并不能减少经济支持的规模。经济支持动机存在地区差异,总体来看,中国家庭提供的经济支持具有利他动机特征,其中,经济发达地区交换动机更明显,而经济落后地区更可能是利他动机。所以政府增加经济落后地区老年人的经济收入或来源,可能会减轻该地区年轻人的养老压力。4.政府转移支付、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对经济支持有“挤出效应”本研究回归结果显示,政府转移支付对老年人健康具有重要且显著的影响,政府转移支付、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对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具有“挤出效应”,也就是增加这些社会保障后,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规模会降低,降低了老年人对子女经济支持的依赖,进而降低了子女的养老压力。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深刻认识家庭经济支持对于健康老龄化的重要性崇尚孝文化的中国,获得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不但有利于老年人的生理健康,更能极大地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政府应针对有老年人的家庭设计相应的优惠政策,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提供政策支持,如针对需要赡养老人的年轻入制定所得税方面的优惠政策；通过将外出务工人员纳入失业保险等措施,建立外出务工的稳定机制,提高外出务工人员收入的稳定性。2.加大政府转移支付规模以及提高社会保障覆盖面在子女经济赡养老年人有困难的情况下,政府应增加困难家庭的经济帮助。但由于经济支持健康效应存在地区、城乡等差异,应将有限的转移支付分配给健康效应更显著的老年人,避免平均主义。类似甘肃这样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是出于利他动机,如果老年人能获得政府帮助,可以减轻子女养老负担。应逐步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保障水平,因为提高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的保障水平和覆盖面,通过“挤出”部分家庭经济支持,减轻家庭养老的困难。3.充分发挥社区在健康老龄化中的作用重视老年人健康和卫生保健需求,建立健全老年人健康支持体系,改善社区医疗服务水平,提高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利用率；增加老年活动中心等,让老年人享受更多的社会资本,丰富老年人精神生活；完善社区养老服务功能,形成积极老龄化的文化氛围,缓解老年人的心理压力。4.健康老龄化的相关政策应因地制宜本研究发现,无论是经济支持的健康效应还是其影响因素,都存在地区、城乡等方面的差异。比如,对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的年轻人来说,如果父母尚有生活自理能力,并不一定要用法律强制手段要求其“常回家看看”、禁止子女“啃老”等等,需要考虑地区、城乡及家庭经济状况的差异,避免“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