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一个村庄1980年代-1990年代农地产权变迁过程的研究,探讨村庄不同时期选择不同农地产权形式的原因,对集体和农民在国家政策变迁的背景下做出的行为选择提供一个解释。本文认为,集体经济发达的村庄有可能凭借过去积累的经济力量和政治权威,对集体经营的具体方式加以改进,发挥规模经济的收益,为农民提供可信的利益预期,交易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维持农地集体经营的合法性。在集体经济继续壮大的过程中,通过为农民提供较高的经济收入和福利水平,满足农民的利益,并将农民纳入到一个基层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生产经营组织合一的高度集权的组织中去,形成了集体吸纳农民的关系,加强了对农民的控制,建立了村庄治理的“命令-服从”秩序。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拥有了广阔的行动空间,对集体形成的退出权不断扩大。一旦集体经济在经营中出现衰落,不能满足农民的利益要求,农民就会使用退出的行动策略,向集体要求土地使用权。当农民获得土地使用权时,也就获得了自由决策权、产品的剩余索取权、农地的处置权,农地产权的界定走向清晰化,产权流转走向顺畅化,农民的权利走向扩大化,农民与集体的关系趋于平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