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维纳斯的伦理思想与其自身经历密切相关。在亲历了“二战”的血腥之后,他开始反思这种暴力的根源之所指,并最终将批判的矛头朝向了西方哲学的存在论传统。但存在论并不是西方哲学最初样态,哲学最初即“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历经了一个由本原形上学向在场形上学的沦变过程,并在这一沦变中使哲学最终等同于了存在论。存在论是知识论的、唯我论的权力哲学。在存在论中体现的是整体的暴力,一切他者都被“我”同一,被“我”收编了。这样,在认识的领域里,永远只存在着一个大“我”。在整个人际关系中,“他者”永远缺席,伦理关系便无从确立。对此,勒维纳斯通过建构新的形而上学来对抗存在论的整体性暴力。其直接结果是瓦解了整个西方传统哲学的根基——存在论,将原来是“我如何到达真理”的知识论问题扭转成了“我对无限他者的欲望”这一伦理学问题,使伦理学得到了形上跃迁,在那里真理与正义合二为一。在这一建构中,“绝对他者”在“我”的囚笼中被解救出来了。勒维纳斯又借由上帝的名义确立了绝对他者在伦理层面的神圣性。并通过上帝之“印迹”,将此神圣性指向了世俗层面的他人。之后,又以“面貌”之无限性确保了他人在道德上的优越性。由此,从他人的“面貌”中,“我”读到的是我必须听从他者的要求与命令;接着,勒维纳斯从“言说”开始,重构了新的“为他人”的主体“我”。将我必须听命他人变成了我主动请他人差遣。至此,勒维纳斯的整个“为他人”的伦理学建构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