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时期,而从文学角度来看,魏晋时期则是处于中国文学的高峰时期,不论就其文学成就还是文人风貌都值得关注。这一时期,文坛上人才辈出,大放异彩。不仅家族文学兴盛,而且组建了文学集团。就当时的社会离乱与文学的关系,刘勰曾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愿,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诠释了魏晋的时代特征与文学特色。在魏晋之际,社会整体的不稳与儒家思想的势微,士大夫阶层无论就政治而言,还是学术思想而言,都呈现了告别一尊,走向多元的态势。如山涛的出仕,嵇康的绝交,阮籍的咏怀,向秀的入洛等等,他们都行走在历史的路上,但走的都不是一条路。在多元的思想发展下,尤其儒、道、释都并行发展,这让士人更为独立自觉地审视社会。人的觉醒,导致了文学的觉醒,并且是以群体的自觉呈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文学集团。文学集团的出现虽然有政治上的影响,但是却有着文学集团出现的重要要素,即以文会友。建安的邺下文人、正始的竹林七贤和西晋的二十四友都是著名的文人集团。文人们崇尚交游,这几乎都反映在同时期的作品《世说新语》中,这本书对文人们的文学活动有着精彩的描写,而且数量非常可观。旧的思想需要更新,新的思想破壳而出,外来思想进来播种,这一切形成了多元文化共存、混融的格局。多元文化之间的并存与竞争,让思想解放,令精神自由,使僵化解体,文化的空气为之一新,让文学迅速地成长起来。以建安七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在他们的文人生活方式之中,其中的饮宴娱乐活动对文学观念的推进作用极大,表现在对文学审美娱乐特质的体认。文学创作可以当作参与娱乐的活动形式,又可以表现为娱乐的载体。如是,把文学理解为具有审美趣味美文的文学观念通过邺下文人集团的生活方式(宴集娱乐活动)逐渐在建安文人的思想中生根发芽。清谈是竹林七贤的主要文人生活方式。竹林七贤并没有写出明确与完整的文学理论,其文学观念主要体现在玄学理论中,他们把“越名教而任自然”作为行动纲领,超越俗世,强调个体精神自由作为共同的追求目标。不难发现,从“大人先生”(阮籍)到“宏达先生”(嵇康)再到“大人先生”(刘伶),在这些理想人物身上体现的是逍遥自在,体现的是纵情于天地之外的自由存在,把现实超越意识一旦转化为美学原则,那就是超越有限达无限。在此文艺观念与美学原则的影响下,竹林七贤在诗文创作中,其文化取向更多地指向了创作主体心灵的自由抒发,藉心灵之意来统摄笔下之象,传达精神情感与自由的生命。西晋二十四友文人集团的生活方式,除对政治有复杂的情感外,他们的诗酒宴乐,金谷之会在当时乃至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晋书·石崇传》就曾记载了其宏大的场面,“送者倾城,帐饮于此焉。”这对后代颇具影响力。不同出身,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作家聚集在一起,互相切磋,南北的文风交流,异彩丰呈,这些多元的文风与个性的才华,为文学风格的多样化以及创作技巧的提高,乃至文学观念的发展,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