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和科技创新日新月异,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下,国际生产活动从原来一国或区域内分工逐步转变为全球范围内垂直一体化分工,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新常态,并且越来越多经济体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在此背景下,传统国际贸易统计方法以最终产品加工出口国为原产地国,统计关境上进出口商品总值,已经无法准确反映全球生产链的全部过程,也无法准确反映不同生产环节实现增加值的实际情况。基于此,本文采用增加值出口指标,重新测算、评估代表国家和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贸易收益、嵌入方式和位置,试图解释近年来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盈利能力和嵌入位置的变化及原因,从而为我国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提高国际竞争力提供理论参考和政策依据。首先,本文以多个代表国家为例进行横向研究,一方面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和KWW方法,采用增加值出口指标,测算全球价值链下代表国家、产业和双边增加值出口规模,描绘国际增加值贸易的流向和流量特征;另一方面,通过分解一国总出口价值结构、比较产业前向和后向增加出口率以及测算双边增加值出口率,判断一国和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水平和相对位置。测算结果发现:（1）我国真实出口收益被大大高估,整体来看,我国增加值出口率以2005年为拐点呈“U”型变化特征。与2000年相比,2005年我国增加值出口率从81.7%下降至72.3%,与2005年相比,2011年该比重提高了三个百分点至75.3%。（2）跨国比较发现,以自然资源为主要出口商品的国家（如巴西、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的增加值出口率普遍高于80%,这是由于该类国家通过提供铁矿石、原油等资源投入品嵌入全球价值链上游位置,较少参与中间品贸易;德国和日本对很多国家的双边增加值出口率远大于1,说明该类国家以提供关键零部件产品和服务嵌入全球价值链上游位置实现间接增加值出口,他们是全球价值链的“隐形冠军”;美国总出口中回流国内的增加值出口比重最高,说明该国依托巨大国内市场,虹吸全球创新资源和商品资源,是典型买家驱动全球价值链的“链主”;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墨西哥的总出口价值结构比较相似,因为两国都是依托制造业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底部、广泛从事代工生产的制造业大国,因此总出口中的水分较大。（3）产业层面的跨国比较发现,我国农业主要作为国家价值链上游产业支持保障下游产业发展,较少直接参与全球价值链,而制造业中电气和光学设备产业直接参与全球生产分工,但与国家价值链上游产业的关联效应较弱,服务业中我国商业服务业与国家价值链下游产业关联度也较弱,并没有有效支持下游产业的出口竞争力。其次,本文以中国为研究对象进行纵向研究,分析我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盈利能力和位置的动态变化及原因。增加值出口率（VAXR）是盈利能力的代理指标,本文分别从总出口重复计算价值结构、增加值出口商品形态结构和产业层面增加值出口的边际分解结构三个角度,分析引起我国盈利能力以2005年为拐点呈“U”型变化的原因,发现:（1）2005年前VAXR走低与FVA、PDC和RDV比重同时提升有关,而2005年后VAXR提升则与FVA、PDC比重下滑直接相关;（2）1995-2000年驱动VAXR下降的主要因素是总出口中最终品占比下降和中间品占比提升的结构因素;2000—2005年VAXR下降主因是最终品和中间品增加值出口率同时大幅下滑的质量因素;2005年后最终品增加值出口占比和最终品增加值出口率同时提高是我国VAXR上涨的主要因素;（3）产业内效应始终是决定VAXR的主要因素,35个行业的产业内效应始终为负值,说明我国出口仍较集中于低VAXR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较高是抑制我国VAXR提高的结构因素。进一步地,本文在产业层面进一步实证分析我国产业参与GVC的深度、方式和嵌入位置的动态变化,发现:（1）根据我国产业参与GVC的深度和方式差异,可将产业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外需的全球化生产,从事的是“大进大出”、“为出口而进口”的加工贸易,代表产业是电气及电子机械器材制造业等;另一类是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生产,代表产业是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2）我国制造业主要作为国家价值链的下游部门直接参加全球价值链,而服务业主要作为国家价值链的上游部门支撑制造业间接参与全球价值链;（3）我国仍主要依靠日益衰退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底部,但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逐渐上移,抬升了整体制造业的嵌入位置。而我国服务业整体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水平和位置都较低,但可喜的是2005年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位置快速提升,使得我国服务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趋势日趋明显。最后本文以“如何提升我国制造业嵌入GVC位置”为研究目标,从产业关联视角实证分析我国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逆向外包对我国制造业嵌入GVC位置的影响。统计结果发现:我国制造业服务化一直保持较低水平,而服务逆向外包则呈现“快速上涨—缓慢下滑—稳步回升”特征。三大制造业类型中,劳动密集型是我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最低、服务逆向外包率最高的产业,知识密集和资本密集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远高于劳动密集制造业。本文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服务化并没有提高我国制造业嵌入GVC位置,但服务逆向外包却显著增强制造业竞争力并提升嵌入GVC位置。这说明我国制造业和国内服务业产业联动机制薄弱,相反国外服务与国内制造业的产业联动效应较强,因此一方面我国应继续推进服务逆向外包,积极利用国外先进服务要素服务于本国制造业升级目标,另一方面应鼓励制造业发展本土服务外包业务,搭建体系完整、良性互动的国家价值链,从而摆脱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境。但是服务逆向外包会不会产生抑制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负效应,也是国内学者普遍担忧的问题,本文研究发现:服务逆向外包对制造业有显著技术溢出,能够有力提高制造业的创新产出,但服务逆向外包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关键取决于国内的创新人力资本投入,国内创新人力资本投入除了作为创新投入直接提高制造业创新产出外,还能通过提高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间接地促进本国制造业的创新产出。因此,持续高效的优质创新人才培养和投入是实现我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途径和选择。本文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区别传统测算方法,本文采用KWW模型分解一国总出口价值模块,一方面将总出口中国内增加值出口分解为两部分:最终被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出口、回流至国内的增加值出口,另一方面首次识别不属于任何国家的重复计算增加值出口,本文将该价值模块称为“增加值出口剩余”。基于KWW模型分解结果,不仅可以重估各国真实出口规模和收益,还可基于总出口价值模块的结构变动,从而判断一国嵌入GVC的不同方式和水平。（2）本文首次将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的应用,从国家层面拓展至产业和双边层面,判断我国产业参与GVC的深度、方式和嵌入位置,并从产业关联视角分析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逆向外包对我国制造业嵌入GVC位置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