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一方面,推动变革的社会精英为了救亡图存和革故鼎新,大都把传统文化看作中国学习西方、迈向现代化的阻碍,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批判,特别是五四运动提出的“全盘西化”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活动,给传统文化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另一方面,缅怀传统的社会精英认为传统文化中的很多方面与现代社会并不矛盾,只是如何继承和发扬的问题,对此他们提出了中体西用、批判继承、抽象继承、选择继承、宏观继承、现代解释、创造性转化、良知坎陷等多种思考。这些见解均有一定的哲学智慧,有些观点之间还存在逻辑上的联系和功能上的补充,它们共同为推动传统文化向现代社会过渡起到一定作用。西方学术界对此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他认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保守性,使它无法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创新、开放的基本要求。另一种以汤因比为代表,他认为人类经历现代性遭遇之后,只有兼具宽容性和温和性的儒家文化才是拯救人类走向未来的一剂良药。但是总体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被放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对立面,被认为是发挥阻碍的保守势力,或者是一种不利于现代市场发育的文化传统。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伟大成就在一定程度上证伪了韦伯的论断,同时,在人类文明已经普遍经历了现代性发育之“二律背反”的当下,汤因比观点的历史积极意义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国内学者敏锐捕捉到这一信息,提出“历史灵性”的观点,认为传统文化在经历了现代性遭遇之后,具有拯救人类当下所面临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心灵、各种文化冲突等矛盾的历史积极性质,这是古老的中国文明在“挑战和应战”的历史进程中所显现的“历史灵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传统文化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不可或缺的历史积极性质,特别是以利他主义为实质的儒商精神,对于建构现代中国企业家精神具有“文化基因”意义上的时代价值。如何认识传统儒家文化对商业活动的历史积极性质?儒商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它是儒学与商人相结合的产物。商人和儒学的产生共同构成儒商产生的历史背景,据文献记载两者的最早交汇在子贡、范蠡等具有儒学思想的商人身上,他们提出了先秦儒商的一些基本理念,奠定了后世儒商精神特征的基础。随着唐宋新儒家思想的入世转向和商人自我意识的形成,明清时期的“士”“商”互动形成了以“徽商”为代表的儒商群体。他们秉持儒学思想作为经商价值指引,在经商成功后又热心于文化事业,推动儒学向社会底层发展,为儒学与商业的融合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此过程中,儒商形成了“和合”“良知”“义利”三方面理念:“和合”连接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或宇宙观;“良知”连接着传统文化“知行合一”的人生观;“义利”连接着传统文化“义以生利”的价值观。如何认识儒商理念对儒商精神建构的价值?按照黑格尔精神哲学的发展逻辑:理念是理性的观念,是精神的前奏。“和合”“良知”“义利”理念为儒商精神的孕育和生成创造了条件。精神是“精选的意识”,儒商精神是在儒商中精选的意识,儒商精神特征是儒商精神在商业实践活动中呈现的特征,是意识与实践的结合。儒商精神特征与儒学思想息息相关,体现儒商“和合”“良知”“义利”三方面经营理念,主要包括:第一,人性哲学;第二,自省精神;第三,德性文本;第四,家国情怀。这些特征是儒商经营理念与特定历史时期商业实践的产物,也是现代中国企业家精神传承的重要内容。现代中国企业家与儒商的经营环境不同,所呈现的精神特征会有不同,但传统儒家文化所形成的“和合”“良知”“义利”经营理念,已化作精神的文化基因,深植于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成为每一个现代中国企业家的集体无意识行为。现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文化基因是企业家为人处事的行为准则,是他们在企业日常经营中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价值观,也是中国企业家区别于其他国家企业家的特征。这种文化基因决定现代中国企业家的思想境界,成为中国企业成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精神资源。国内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这种文化基因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儒商精神,而现代中国企业家精神基因发育成长的土壤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历程。现代企业是企业家精神成长发育的土壤,这是企业家精神与儒商精神生成环境的重要差别。对现代企业的理解需要从三个方面出发。首先,现代企业是一种经济组织。企业家肩负着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任,而这一切是以企业盈利为前提,因此,营利是企业家的首要职责。其次,现代企业是一种社会组织。它取代了传统社会的家庭和家族,定义了现代人的专业技能和社会身份。每个人以企业工作和层级获得社会认同,企业在为员工提供社会保障和经济来源的同时,还承担税收、环保、慈善等各种社会责任。第三,现代企业是一种文化组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基于创始人的文化传承、人格特征及实践领悟,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影响着企业员工的价值观;企业文化还会通过企业产品和员工行为,传递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与社会文化相互形塑,从而使企业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信仰和价值观,而这种信仰和价值观也是企业家经营的核心理念。中国现代企业家的核心理念与儒商精神的核心理念一脉相承。因此,企业家精神呈现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一个成长过程,一种踏踏实实的工作。影响其生成发育的主要因素包括:一是市场经济所具有市场精神;二是社会制度所形成的外部环境;三是传统文化深植的商业基因;四是每个企业独特的发展历程。在这些因素中,对企业家精神影响独具特色的是每个企业的发展历程。企业家精神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获得长足发展,已走上世界舞台。同时,国家高度重视弘扬企业家精神,把它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建构现代中国企业家精神也成为中国当前的重要历史任务。现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建构离不开中国企业独特的成长历程。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的成长历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计划经济走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阶段;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阶段;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三个阶段的政策特征、企业家组成和表现出的基本精神特征分别说明,并对这一历程所取得的成果和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我们需要建构什么样的现代中国企业家精神?从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来看:一是将传统理念转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精神;二是符合中国现代工业化、市场化和货币化发展现实;三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精神、时代精神的统一。结合现代中国企业家成长历程,从实践中提炼出现代中国企业家六大精神特征:一是货币想象力,二是工匠精神,三是在不确定性中寻求确定性,四是凤凰涅槃精神,五是利他主义精神,六是爱国主义精神。这是在中国开启现代性发育的历史背景下,继承和发扬儒商“和合”“良知”“义利”三大核心理念的基础上,学习和汲取西方现代企业管理中对“质”和“量”不懈追求的科学精神,形成现代中国企业家融合东西方哲学之优长的精神特征。现代中国企业家精神建构,是中国企业和企业家自觉的历史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哲学。本文通过韦伯和汤因比对儒家思想的两种观点,讨论具有“历史灵性”的儒家思想对当下中国的历史积极性质。儒学的现代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不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否定,而是通过儒学文化自身的发育转化,找到一种可以包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经验的伦理诠释新体系。深度诠释儒学经济哲学思想、在中国优秀儒家文化基因基础上对中外优秀经济伦理思想的兼收并蓄和转换发展,对我们具有新的时代意义。如何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在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展现的历史积极性质,是理解中国现代发展的关键所在。从西方现代性批判的角度,可以将如下三对范畴进行对比分析:第一,和合与零和,用整体主义的和合精神拯救被资本的零和竞争打碎的西方现代性社会,这是经济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第二,良知与同情,人是目的之人本精神,这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特点和企业发展特点。第三,义以生利与理性利己,以利他主义精神替代“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这是未来共享经济的大势所趋。显然,传承“和合”“良知”“义利”三大理念的现代中国企业家精神,是人类应对21世纪现代性后果和遭遇的历史选择。建构现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时代意义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为现代中国企业家群体树立精神指引。企业家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企业王国的国王”,也是现代商业社会人们追求自我实现的时代标杆。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现代中国企业家,他们所表现的精神特征理应成为当下中国时代精神的一部分,现代中国企业家精神建构是对企业家群体面向未来继续奋斗的精神指引。另一方面,为企业家群体确定自律的方向。在现代商业社会中,企业家群体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大量物质财富的拥有者。古代先贤智者有关“为富不仁”、“财富是人道德堕落的根源”的警示言犹在耳,马克思有关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论述入木三分。现实中货币资本对人精神的异化现象也非常突出,也有一些企业家在拥有财富之后生活腐化、道德沦丧,甚至违法乱纪、祸国殃民。实力即是责任,企业家想要在财富的创造中保持人格的高贵,就要用现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理念克服资本对人性的异化,为自己人生修养确立正确的自律方向,这也是现代中国企业家精神建构重要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