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聚落是我国社会结构和城镇发展的基本单元,无论从城乡关系、社会还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来衡量,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它都应当值得引起重视。尤其是贫困地区乡村聚落,它的发展好坏与否直接影响到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目标的实现,亟待深入研究。伴随贫困的存在,一系列扶贫政策措施势必会应运而生,而当前虽有许多文献对贫困地区乡村聚落做出了研究,但大都是单一视角下的研究,缺乏精准扶贫政策系统与乡村聚落的相互关联研究。因此,本文试图解析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与贫困乡村聚落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探索政策对乡村聚落空间的发展。纵观我国的扶贫进程,整体上按照先“解决温饱”后“全面小康”、先“区域整体”在“精准突破”的逻辑线索。自精准扶贫实施以来,其对乡村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而乡村聚落空间作为乡村社会活动的物质载体,在社会、经济、空间与机制方面也面临新的整合。文章以“宏观认知——主体研究——实证研究——优化对策”为研究路径,首先基于乡村聚落研究的必要性,对乡村聚落空间以及政策与空间做了文献分析;其次构建了精准扶贫政策系统与乡村聚落空间的关联性,并通过对重庆市万盛经开区的扶贫政策的资料梳理和对不同扶贫模式下的典型村庄进行田野调查,实证分析村庄空间与政策的相互作用关系,并试图总结其空间模式类型;最后,以村庄的后续健康发展为前提,提出规划对策,解决其在后扶贫时代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防止返贫,也以期为其他贫困地区的乡村聚落在精准扶贫政策恩惠下的发展提供经验借鉴。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包含以下内容:(一)精准扶贫政策系统中作用和影响乡村聚落空间的扶贫方式主要为易地搬迁扶贫、产业扶贫、人居环境改善扶贫和生态扶贫。通过对乡村聚落生存条件的改善、基础设施的配套引导、产业功能的升级重组与自然景观格局的变化影响着乡村聚落的生产、生活与生态空间,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乡村聚落的空间选址、空间功能、空间形态以及空间结构等方面特征。(二)贫困地区不同的扶贫组织模式对应了不同的聚落空间模式,以万盛经开区为例,万盛经开区的主要扶贫模式为生态旅游扶贫、产业扶贫、人居环境扶贫和易地搬迁扶贫,其对应下的典型乡村聚落空间的模式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中:(1)南桐花园小区在易地扶贫搬迁下其社区空间组织上体现出以公共空间为中心,居住空间围绕其集中发展,少量产业空间零星交织在生活空间中,生态空间则主要分布在聚落外围的特点,整体形成一种在空间位置上靠近场镇或城区的以公共空间为中心、居住空间圈层式发展的空间组织模式;社区便民服务中心所在地则整体上体现出一种为公共服务空间与公共管理空间位于社区中心,居住空间围绕其均质发展的空间组织模式;(2)凉风村在旅游扶贫模式下其村域空间类型呈现出多样化,生产—生态、生产—生活复合空间主要呈带状分布在村庄主要道路旁、入口处和景观环境良好处,相互融合。传统居住空间和生态空间则分布在聚落外围,且受地形影响,居住空间表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特点,整体形成一种以生产-生活和生产—生态空间为中心、居住空间和生态空间围绕周边的聚向空间组织模式;其一般自然村和村委会所在地村庄分别体现出一种以旅游活动空间为中心,公共服务空间与居住空间(与产业空间一体化)依托其发展的空间组织模式和公共管理空间、公共服务空间位于村庄入口处,居住空间依托旅游活动空间发展的空间组织模式;(3)三台村在人居环境扶贫下其村域空间组织上明显体现出“多中心+组团式”的空间特征,且入口处的聚落规模相对来说比较大,布局较为集中,整体呈现一种以生活空间为中心,居住空间围绕其向心发展的空间组织模式;其一般自然村空间组织体现出两种模式,一种为以公共服务空间为中心,居住空间围绕其发展,另一种为公共服务空间位于村庄入口处,受聚落自然环境地形的制约居住空间边缘区分布的空间组织模式;村委会所在地村庄则整体上体现出一种为公共管理空间与公共服务空间布置于村庄入口区域、居住空间围绕其发展的空间组织模式。(三)针对重庆市万盛经开区目前乡村聚落空间特征和问题分析,基于贫困地区乡村聚落在后扶贫时代健康有序发展的考虑,提出实施村民自治的精准扶贫规划机制、实现多元共治的乡村治理方式、重塑乡村文化魅力,促进传统文化传扬、深度挖掘乡村旅游资源,实施空心化改造、依托规模化的产业基地引导迁村并点,形成“产业中心+乡村聚居点”的产村基本单元以及结合易地搬迁的不同发展阶段,满足农民多样化需求等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