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中亚、东盟期间提出的一项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根据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是设施联通,核心内容是实现国家间贸易畅通,而基础设施一直被视为推动贸易发展与增长的动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系的维持与发展的关键是中国对其的进行的援助。中国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要的援助内容,但是中国的援助方式的特别,和其产生的影响较多面,导致虽然中国不断增加对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援助,其援助的效果和目的遭到外界的质疑。所以,有必要对中国的基础设施援助是否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的发展进行科学系统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在全球价值链分工逐渐发展成熟的今天,研究领域更倾向于用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来衡量出口贸易。因此,本文将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分析中国的基础设施援助是否会有利于沿线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本文首先回顾了基础设施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相关文献,研究了基础设施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机制,本文在Melitz异质性模型的基础上将基础设施变量加入其中,发现基础设施对企业有溢出效应,有利于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其劳动生产率,所以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本文利用Hausmann（2007）方法对不同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了测算。其次,本文研究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出口技术复杂度现状,通过基础设施分类和地区分布对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与出口技术水平进行研究,发现两者都有其异质性,而基础设施成为制约沿线国家发展的主要障碍。再次,本文从实证方面检验了中国基础设施援助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的影响。通过对整体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基础设施援助对沿线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存在“门槛效应”基础设施援助达到一定的门槛后对出口技术复杂度起反向作用;本文还通过进行异质性分析,按照不同地区、不同基础设施援助类型、不同收入水平国家进行分类,通过分析可知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基础设施援助和不同基础设施类型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程度不同,经济基础设施援助促进作用比社会基础设施援助大。最后通过GMM方法对模型进行了稳健性分析。本文采用更具体的指标—出口技术复杂度研究基础设施援助对受援国的经济影响,更具参考性。根据分析,本文对中国应如何继续进行基础设施援助,受援国该如何更好的利用基础设施援助以提高根据出口技术复杂度给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