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力图通过对新时期以来戴厚英作品的细致梳理、分析,肯定戴的创作成就及对当代文学产生的重要意义,并考察特定社会历史环境对戴的人格特征、写作风格的影响.戴厚英在一九六零年上海作协会员大会上因批斗发言一举成名,其后被当权者视为文艺理论战线的新生力量加以培养,她的文学生涯由此进入政治性批评阶段.在戴一心向党靠扰、为政党冲锋陷阵的同时,她乡下的家庭、个人的幸福却遭受到严重损害.文革结束后,丧失精神麻醉剂的戴厚英感触自身伤痛、写作了《诗人之死》、《人啊,人!》等,而这些早期作品不得不面对阻挠出版、批判围攻等种种磨难.由于戴厚英前期的人事纠葛与自我的倔强性格,她后来的文学创作基本未能引起批评界的注意,几乎成为无人应和的独语.该文主体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旨在阐明戴厚英创作的思想倾向;第二部分力图分析作品中表现出的女性、女权意识;第三部分探讨戴在文学形式革新方面的理论、实践;第四部分研究戴神秘倾向的表现及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