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礼物交换的持续关注,建构了社会学与人类学经久不衰的想象力。从莫斯开创的超自然研究范式,到布迪厄之后权力—关系范式在礼物研究领域的深入发展,礼物交换自始至终都被看作是与一个社会中的整体团结与秩序结构紧密关联的,因而为我们考察现实社会的种种结构性矛盾提供了一个切入口。恋爱送礼由于牵涉两种性别角色间的互动,自然也将现有社会性别体制下的某些结构性矛盾展现了出来。研究关注到了异性恋送礼中的不对称礼物交换关系,即“男性总是承担了相较于女性更多的恋爱送礼支出”这一总体性事实。研究认为,这是人们在恋爱送礼中实施了“性别表演”的结果:由于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赋予男性以“养家糊口”的角色和义务,使得恋爱关系中的男性更容易通过增加恋爱送礼支出的方式来展现对于性别角色规范的遵守;而女性在“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模式与社会期待下,尽力避免成为恋爱关系中经济付出更多的一方,通过控制和减小恋爱送礼支出展现其“被动含蓄”的性别身份。然而,一方面,这种“男性承担更多恋爱送礼支出”的总体性事实,很可能是由于男性本身收入水平高于女性,抑或是男性通过送礼讨好对方、以赢取更高恋爱地位的结果;另一方面,作为文化结构的性别角色规范,必须在内化为个体的性别角色观念之后才会在行动中产生现实效果。因此,必须在控制了收入、恋爱地位以及性别观念对恋爱送礼支出的影响后,才能够判断这种“性别表演”现象是否真实存在。为此,研究在布迪厄所开创的权力—关系范式之下,尝试搭建了一个包含宏观性别文化结构、中观恋爱地位变量和微观可支配收入变量的恋爱送礼行为解释框架,并通过发放自编问卷,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对研究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将调查对象限定于在校大学生中的异性恋情侣,在问卷通过了预调查数据的信度和效度检验后,通过立意抽样,选定成都市的5所高校投放问卷,最终共收集到182个有效样本,其中男性93人,女性89人。研究通过相关分析、一元线性回归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得到了如下主要结论:第一,男性的恋爱送礼支出比显著高于女性,情侣之间因恋爱送礼而产生的经济负担更多地施加于男性身上。第二,收入和恋爱地位各维度会显著影响恋爱送礼支出,但影响方式存在性别差异。对男性而言,可支配收入越高、可支配收入较伴侣越高、对伴侣的依赖程度越高、亲密关系话语权越低,则其在恋爱送礼上的支出越大;对女性而言,可支配收入越低、伴侣情感投入越高,则其在恋爱送礼上的支出越大。男性可能更期望通过送礼赢取恋爱关系中的话语权,而非摆脱依赖;而女性更多地将恋爱送礼理解为一种情感表达,伴侣对其投入的情感越多,其在送礼上的支出也就越大。第三,男性和女性在恋爱送礼中均存在着性别表演的成分,但性别表演的程度受到性别观念的调节。主动承担恋爱中的各类经济支出,通过努力挣钱、不断提高在恋爱送礼上的经济投入,是男性实施性别表演的方式;而尽量控制恋爱送礼支出,避免因收入提高以及过高的礼物价格给男性伴侣带来压力,则是女性实施性别表演的方式。性别观念对两性实施性别表演的程度存在调节作用,即现代化的性别观念会削弱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对于提高男性恋爱送礼支出比的促进作用,也会削弱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对于降低女性恋爱送礼支出比的抑制作用。也就是说,不论男性或女性,性别观念越现代,则其在恋爱送礼中实施性别表演的程度也就越低。性别表演存在于人的一切社会行动之中,不平等的性别秩序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实现着再生产,唯有现代化的性别观念得到普遍推行,才能够引导人们反身性地加以对抗。这就启示我们重视性别教育,将男女平等意识和社会性别主流化策略融入社会治理体系的各个环节,最终才能在男人和女人的携手并肩中引向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