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族”问题是一个高度地方性的问题，又是一个具有全球性和现代性视野的问题，通过对中国“宗族”问题研究的中外比较分析，可以透视海外汉学和中国本土农村研究的关系。五十年前，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范式的提出，开创了宗族研究的经典范式，宗族研究成为中国研究的经典母题，并引发第一次研究宗族的热潮。宗族在学术史上第一次“被发现”了。中国本土学者林耀华、费孝通的观点本应该对弗里德曼的思想形成争论和挑战，却被迅速淹没和忽视。五十年后，在中国对海外学者开放，允许其进入内地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海外宗族研究反而沉寂了。海外学者在几十年前发展出来的各种理论范式，多已过时，难以解释今天的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趋同，使得中国再也无法成为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异文化”了。现代中国不再是一个理想的海外学者的思想实验田。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本土掀起了宗族研究的第二次热潮，这一次不是中国学者对海外研究的跟风，而完全是中国学者追求文化上的主体性地位，摆脱西方学术话语霸权的现实追求。“宗族”的第二次被发现，是中国学者对中国社会再审视和再发现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学者重拾本土学术资源，和本土学术前辈进行对话的过程。海外学者的宗族研究，为了呈现一个鲜明的、典型的、一以贯之的“中国”印象，对待“中国宗族”的态度是注重延续性大于断裂性，注重同一性大于差异性，注重传统性大于现代性；而中国本土学者的研究，并不着意建构和推销一个形象鲜明的“中国”印象，他们更关注的是呈现复杂、矛盾甚至充满模糊性和混沌性的中国现实，所以中国学者的研究多是“多元主义”的，关注多种力量在宗族中的作用和角力过程。海外汉学与中国本土农村研究的关系，是一个“师从”与“超越”、“同源”而“分流”、因现实诉求不同而注定出发点和归宿都不同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