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风险的社会放大已成为当今风险社会不得忽视的一个问题。本研究基于技术风险的社会放大视角，以转基因食品风险感知实验研究为例，重点研究信息来源和社会互动对于风险感知的影响。本文通过以往文献的阅读和资料查阅，构建了信息来源/社会互动—信任—风险感知的技术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模型，并通过结构性问卷和实验的方法获取分析数据，运用SPSS和AMOS软件对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方差分析、配对样本T检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回归分析。根据数据分析结果验证假设是否成立，并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实验者获取的转基因非专家类信息远比专家类信息多，尤其是网络信息最多，这说明公众的转基因科普水平较低，他们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健康风险最为担心。人口学变量性别、户籍和受教育年限对个体的转基因风险感知有显著影响。　　第二，信息来源和一般社会互动均能显著影响实验者的风险感知。实验者获取的转基因信息越多，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感知越强;一般社会互动形成的人际网络，减弱了转基因食品的风险感知。　　第三，传播转基因负面信息的意见领袖崔永元（转基因特性——非正式互动）能显著增强实验者的风险感知;而传播转基因正面信息较多的政府发言人（转基因特征——正式互动）和意见领袖方舟子（转基因特性——非正式互动）对实验者的风险感知没有显著影响。　　整体来看，信息来源和社会互动对实验者转基因食品的风险感知有影响显著，它们增强或衰弱个体的风险感知，形成转基因技术风险的社会放大。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我们针对社会各主体政府机构、转基因技术科学家、网络媒体、企业等与公众进行的技术风险沟通提出了一些政策启示，并引出技术风险的社会引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