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与维权是21世纪以来中国东亚①外交中两个突出的概括性且不可分割的全局性特征，其侧重点随着中国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不同。本世纪头十年是中国东亚外交维稳成效显著的十年，通过以经促政、温和克制的周边②政策，以钓鱼岛争端、南海问题为主要代表的地区两大安全“地雷”得以有效管控，中国在东亚营造了大体稳定友好、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周边安全及快速提升了中国的周边影响力。然而，随着中国崛起之势因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倍加凸显、国际体系加速转型，东亚不仅成长为世界上最具经济活力和增长潜力的地区，也逐渐演变为世界地缘政治的新重心和新中心。东亚地区大国博弈更加复杂、利益和影响力竞争更加激烈、安全格局更加变动不居、中国崛起“后遗症”更加真切，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与日本等国的互动模式面临大幅重构。原先得以压制和缓和的海洋争端，则在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的误判、贪婪、危机感以及美国等域外国家或明或暗怂恿与鼓励下重新尖锐化，成为中国周边最显性的外交麻烦和最直接的安全隐患。而中国的维稳外交也由此遭受到了严重的逻辑困境和实践重挫，面临日益加剧的功能性失灵危机和“越维稳越不稳”的尴尬现实。在新的国内国际形势下，中国需要对周边外交进行新的顶层设计，深刻反思过往过于注重表明稳定的思维和政策误区，转向基于维护国家利益尤其是核心利益之上的外交维权与维稳的并重，追求更坚实、更持久、更经济的周边稳定。并在增强维权实力、手段、谋略、运筹的同时进行必要的超越，使之成为构建中国—东盟、亚洲“命运共同体”以及中国进一步走向更加成熟的负责任地区大国的契机。实际上，自2012年中菲黄岩岛对峙、日本执意将钓鱼岛“国有化”以来，中国对菲律宾、对越南以及对日本的一系列凌厉反制，中国已经开启了从过度维稳向以维权促维稳的模式的平衡。而维权效能的巩固及强化，则有赖于中国持续、扎实、坚定、创造性的艰苦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