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生活中,客观环境纷繁复杂,交易主体的需求千差万别,因此在进行交易时,民事主体会为实现利益最大化、规避风险而创造出各种复杂的交易模式,这些模式下有关各方权利义务的规定远比现有法律规定的合同形式多变、内容杂糅。而这些交易一旦产生纠纷进入诉讼阶段,由于其内容的杂糅、形式的创新往往使得当事人订立合同进行交易的真实意图被掩盖,这些特质使得其成为审判实践中的疑难案件,令办案法官感到棘手。例如,实践中出现通过订立房屋买卖合同为借贷关系提供担保的案件,不同法院就做出多种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判决,引发学界对担保型买卖合同性质、效力和裁判规范的争议。对于担保型买卖合同的性质,我国《担保法》、《物权法》并未做出明确规定,理论界有所谓的让与担保说、不动产抵押权说、所有权保留说等。本文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案件裁判文书及相关案件裁判文书的分析,首先就“担保型买卖合同”的性质进行界定,厘清这一新型非典型担保与法定担保物权(即典型担保)、让与担保、后让与担保等概念间的界分。其次,立足“名为房屋买卖实为借贷担保”案件的审判实践,分析案件裁判理由和判决结果,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裁判思路,即主张认可担保型买卖合同的担保性质并赋予其物权效力。再次,以前文为基础,对“担保型买卖合同”的效力进行分析,认为流质禁止规定、物权法定原则不能否定“担保型买卖合同”的担保效力:一方面,流质禁止规则的适用范围应受到合理限制;另一方面,“担保型买卖合同”与物权法定原则的立法旨趣相通。最后,就担保型买卖合同的裁判规范进行分析,从是否构成“担保型买卖合同”的合同目的判断、剔除“担保型买卖合同”中的流质内容、清理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等方面,提出了“可预期”、操作性强的裁判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