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定位侦查是侦查机关通过技术方法获得某个对象在一段时间里实时定位和历史位置信息的一种侦查手段。侦查犯罪的需要使侦查机关为提高侦查效率并节省人力,常运用各种科技定位技术或设备取代传统侦查方式,以期详尽掌握个人行踪位置信息,例如利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追踪监视特定人去向,调取手机基站记录获取个人历史位置信息。但这些侦查措施也潜藏着对人民基本权利的危害,尤其是隐私权,科技定位追踪的秘密性和渗透性会引发被追踪对象生活被全方位渗透的危险。因此必须深思如何实现社会安全和个人权利保护的平衡。本文主要对美国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中的隐私权保护结构进行研究,以我国既有的侦查措施规制体系和实践现状为基础,提出大数据时代更完善的隐私权保护方案。除引言和结语外,本文由以下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论述了科技定位侦查与隐私权的冲突和平衡。隐私权的概念源于19世纪的美国学者布兰戴斯和沃伦,先是被通过判例认定为一种民事权利,后又通过宪法成文立法和判例加以补充。大陆法国家在人格权发展过程中借鉴了美国法中的隐私权概念。隐私权后来在世界范围内确认为一项基本人权,并在内涵上呈现出新发展趋势。目前应用广泛的科技定位手段有全球卫星系统定位、手机基站定位、网络定位和视频监控定位。科技定位侦查与隐私权之间的冲突,更多表现为位置侦查对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与私人生活安宁权的侵犯。但为应对犯罪科技化趋势的现实需要,必须对公民权利作出必要让渡。第二部分介绍美国科技定位侦查中隐私权保护的经验。美国在1967年卡茨案后,通过一系列经典案例逐渐以合理隐私期待对物理性侵入标准进行有效补充,形成隐私保护的新标准。科技定位侦查的立法、司法中严格遵循令状原则和比例原则,站在权力控制的立场,对隐私利益进行保护,有效防范国家权力、特别是刑事程序权力的滥用。第三部分讨论我国侦查立法与实践中科技定位措施如何处理隐私权保护问题。我国宪法已经引入“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但宪法隐私利益一直处于附属地位,科技定位侦查相关刑事诉讼法律规范呈现统括性特征,且规制程序宽松,未对信息调取行为进行有效规范。法律在司法实务中对于科技定位侦查的性质认定、获取的位置信息作为证据是否应该排除等问题,法院的意见非常不统一,甚至相冲突。第四部分提出完善我国技术定位侦查隐私权保护的可能路径和相应的程序性规范。我国宪法应引入明确的隐私权保护条款,明确“合理隐私期待”的隐私权保护标准,立法确定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刑事诉讼法》也应完善相应程序性规范,以令状原则和比例原则为正当性基础,按科技定位侦查措施对隐私权侵害的不同程度对令状审批程序进行梯度区分,对隐私权侵害程度越大,申请令状的理由应越充足,程序越严格。还应当完善证据规则和以非法证据排除为主的程序制裁规则,并建立事后救济制度,赋予犯罪嫌疑人知情权和申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