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市场经济运行模式趋同化与信息和运输技术的革命为国际分工形态创新提供了制度与技术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分工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在全球市场走向一体化的同时，国际分工演化为全球价值链分工，即产品生产流程的不同价值链环节被分散到不同国家或地区分工连续生产，同时伴有大量的中间品进口和最终产品出口的国际产业链分工形式。全球价值链分工形态的出现，超越了传统的国家间基于产业或完整产品的国际分工，将比较优势、规模经济与专业化经济的优势从产品层次贯彻到产品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和工序，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生产运行体系和产业发展形态。　　 目前，关于国内外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的产业发展研究主要着眼于微观层面的企业产业升级研究，或基于中观层面的行业或地区产业集群升级研究，而在宏观层面针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各国产业发展和结构演化为分析视角的研究仍显薄弱。同时，大量的关于开放条件下一国产业结构演化升级研究仍局限在以国际投资、国际贸易与国际产业转移为分析工具的传统研究，而没有及时把全球价值链分工作为变量纳入分析框架。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产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古典专业化分工理论为工具，综合实证研究和规范分析、归纳演绎和比较研究等多种方法，试图构建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与各国产业结构演化升级分析内在一致的逻辑架构，把全球价值链驱动的微观层面的企业和中观层面的地区产业集群升级研究提升到宏观层面的国家产业结构高度化与产业升级研究。　　 为此，本文紧紧围绕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的产业发展这一主题，对全球价值链的治理与产业升级关联模式、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化的经济学机理、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各国产业结构演化的作用机制、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产业结构高度化模式、全球价值链分工作用于中国产业结构演化的实证分析及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产业发展战略选择等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生源于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的激励，它只是把国际分工细化到产品价值链的工序和环节，并以全球资源和市场的整合放大效应产生更大的生产力：全球价值链分工以高端价值链整合低端价值链的治理方式而有效展开的，主导者通过资源整合和市场一体化机制将时空分离的价值链片段整合为全球产业分工网络，引发了当代产业组织的重大创新，从而获得了超出单纯依赖企业或市场模式配置资源的更高收益；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生产一体化机制促发了各国产业联动发展与结构分化，形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二元集聚结构，一是发达国家集聚高附加值的研发和服务价值链而使其产业结构趋向技术化和服务化，二是发展中国家集聚生产制造价值链而使其产业结构呈现低级化的加工制造化倾向，并演化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从事第二产业与发达国家从事第三产业的分工格局；发达国家通过高端主导治理获取了产品价值链的大部分附加值，并通过技术势力和市场势力的融合成功地实现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封锁”，而且全球价值链驱动的产业转移使得发展中国家难以发挥经济体自身上下级产业关联发展产生的相互需求和创新支持以及产业链的空间梯度配置效应，弱化了其产业升级和自主发展创新的能力，强化对国际市场、技术与资金的依赖，从而削弱了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全球价值链分工成为中国产业结构演化偏离国际经验的重要驱动力量，而且它并未有效地缩短中国与国外的技术差距，也意味着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外向经济的溢出升级效应。但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若能发挥比较优势，集聚和培育高级生产要素，形成动态竞争优势，并发挥高速成长的本土市场需求容量内在的创新引致功能，则可以突破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封锁”，把产业结构升级推进到渐进式演化模式的第三阶段，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