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翻译研究出现了重大的转向,跳出了语言学研究的藩篱,转向了文化方向,不再局限于语言层面,而是将翻译置于文化、社会、历史的宏观语境下进行探讨,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视野,开辟了翻译研究的新角度。作为文化学派代表之一的勒菲弗尔提出了改写理论,阐释了影响翻译的三因素说:赞助人、意识形态和诗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福尔摩斯侦探案》作为柯南·道尔最为著名的代表作,一经传入中国就受到读者的热爱,魅力经久不衰。从1896年首次译入中国以来,福尔摩斯的故事一再被翻译,成为国内译本最多的小说之一。故事中柯南·道尔除了描述了栩栩如生的歇洛克·福尔摩斯之外,也刻画了一些性格坚强,有处事和应变能力的女性。在中国不同时期的译本之中,对于这些女性形象的翻译有很大的不同。清末民初时期的译本之中,大部分女性形象经过翻译之后,呈现给读者的是典型的中国女性形象,和原来的坚强的西方女性形象大相径庭。而建国之后的译本中的女性形象则比较接近原文中的女性形象。这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本文选取了这两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译本,即1916年出版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和1981年出版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对比了两个译本之中女性形象的不同,以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基础,试图找出女性形象发生演变的原因。通过对比分析这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赞助人,意识形态和诗学,本文认为两个译本的译者由于受到了当时社会的赞助人,意识形态,诗学三因素的影响,在翻译的过程中对原文的女性形象进行了改写,而由于不同时期三因素有不同的表现,从而导致两个译本中女性形象的演变。文章最后指出,尽管相对于1916年的译文中的女性形象来说,1981年译文里的女性形象更贴近于原文形象,但是却并不能对等于原文的女性形象,而这是由于中西文化差异造成的,需要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来探讨文化对于女性形象翻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