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与科研关系是现代大学的根本问题,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关于教学与科研之间到底存在何种关系,以及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一直是高等教育界的重要课题。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的推进,教学与科研关系问题更是成为研究的热点。从研究范式来讲,已有研究可以分为本质主义范式和社会建构主义范式。前者试图探寻教学与科研之间内在的、确定的本质关系；后者则试图描述教学与科研关系的社会建构性,属于教学与科研关系的社会学研究。在细致的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认为,社会建构主义的研究范式更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是未来研究的趋势。因此,本研究定位为教学与科研关系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的研究又存在结构范式和行动范式之分。前者强调社会对于主体实践的制约,后者则强调主体的自主行动。本研究则以协调“结构”和“行动”的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为基础开展研究。布迪厄的基本立场是反对社会结构与主体行动的“二元对立”,强调社会结构与个体的双重建构。由此,布迪厄构筑了一套包括场域、惯习、资本等概念在内的理论体系。基于布迪厄的理论,本研究把大学作为一种变迁的场域,通过分析变迁场域中教师的实践及其逻辑,更为深刻地理解教学与科研关系。大学场域有自己独特的特征：大学场域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大学场域的基本活动是教学与科研；大学场域的基础是高深知识；大学场域是一种非常隐秘的斗争场所。大学场域具有自己的运行逻辑,即知识的逻辑。大学场域是相对独立的,随着大学与社会关系的演变以及知识型的演化,大学场域也正经历着变迁。整体而言,19世纪及其以前的大学是理性大学,而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大学逐渐转变为学术资本大学。场域变迁导致了教师行动的变化。教师虽然仍普遍存在教学与科研关系相统一的信念,但教师的行动却呈现出教学与科研的分离以及“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在教学与科研关系上,大学教师存在着信念与行动的背离。其背后的原因是,大学场域的既有惯习(即理性大学的惯习)和新生惯习(即学术资本大学的惯习)的更迭与冲突。大学场域的既有惯习主要有：“传道授业解惑”、“以学术为业”和“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新生惯习包括“科研至上”、“以学术为生”及“顺从等待”等。身处新的场域,即学术资本大学之中,教师不得不动用各种资本去寻求科研以立身。在资本动员和位置抢占中,大学教师分化为占支配地位的教师和处于被支配地位的教师。但是,他们为了辩护自己的行动,却运用了同样的策略,那就是“以教学的名义”。处于支配地位的教师的行动策略主要包括：强调科研之于大学的基础性地位,推动以科研为基础的教学。处于被支配地位的教师的行动策略主要有：提升教学的地位、发展教学学术以及设立教学型教师等。经历并不断斗争,大学教师在教学与科研上产生了身份的认同危机,并出现了对大学传统文化的忘却。教学与科研的分离与对立以及大学教师身份的分化,都使得科学探究逐渐远离了学生。没有探究的大学教育是毫无生机的。教师是大学教学和科研的具体实践者和最根本的载体,因此重构大学教师的教学与科研关系,成为改善大学教育的紧要之事。教师教学与科研关系的重构,必须基于场域和教师行动的双重变革。大学要进行场域重建,走向“民主大学”,即大学要成为一种各抒己见的批判性的交流与交往的中心。同时,大学要改善教师发展制度、教师评价制度并强化教学与科研关联的使命。教师要注重学习优秀教师的经验和智慧,进行教学反思,加入共同体并在其中发展,以提升教学与科研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