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建初四年(79),汉章帝会群儒于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分歧处由章帝亲自裁决。其成果即为《白虎通》。《白虎通》是东汉儒家学者广泛讨论的结果,并由汉章帝亲自裁决,可以作为某一时期内东汉的官方指导思想和儒家学者的重要意见。如果将《白虎通》中的政治理想和东汉的政治实践进行比较研究,就可以更好地认识东汉社会和《白虎通》。本文分为绪论、《白虎通》及其时代、《白虎通》与东汉政治研究三个部分。绪论中,介绍了《白虎通》研究的学术史,着重纠正了一个流行观点：清代以前,《白虎通》的研究者不多、流传不广。“《白虎通》及其时代”一章介绍白虎观会议召开的背景、经过、《白虎通》的编纂过程及其影响。着重讨论了三个问题：《白虎通》和今古文经学、谶纬的关系(《白虎通》和今文经学、谶纬的关系更为密切,和古文经学的联系相对较少)；《白虎通》和王莽的关系(王莽是从石渠阁会议到白虎观会议中的重要一环,他与《白虎通》的关系比石渠阁会议更为密切,只是由于王莽被定性为乱臣贼子而导致他的贡献不被承认)；《白虎通》和曹褒所定“汉礼”的关系(从《后汉书·曹褒传》可知,白虎观会议召开的过程中,学者们争论不休、难以达成共识。汉章帝以政治权威介入学术争端,可以暂时平息学术争端,却无益于问题的最终解决。白虎观会议形成决议的那一刻,也就埋下了再次冲突的种子)。“《白虎通》与东汉政治研究”一章从三个方面来讨论《白虎通》与汉代政治的关系：君权的由来、合法性和绝对权威(《白虎通》认为,君权天授,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只有上天才能收回对君权的任命。民心代表天意的传统儒家思想被弱化)；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通过沿袭早期成例、援引儒家经义、寻求形而上的理论支持、赋予道德意义、上应星宿等几种方法来保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白虎通》在沿袭《荀子》礼乐思想的基础上而有所发展,表现在：为礼乐思想寻找形而上的支持；强调均富贵的平均主义思想)；人伦(即三纲六纪。三纲六纪是《白虎通》中的核心思想之一,但已被许多学者论述过,故本文仅以贯高谋杀刘邦一事为例,来说明从汉初到东汉时期君权加强、君臣大义被强调、“忠”的地位转而跃居“义”之上的历史事实)。君主是古代社会政治权力的中心,政治制度是政府运作的基础,人伦则是协调不同阶层的人们之间关系的规范。通过这三个方面的论述,以点见面,来反映《白虎通》与汉代政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