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速度为指向的总路线的引导下，1958年的农业生产与发展是以放“卫星”的形式展开的。从6月8日报道河南省遂平县的第一颗小麦“卫星”，到11月5日报道山东省范县亩产53408斤的花生“卫星”，《人民日报》推出的全国性农业高产“卫星”多达254颗。自小麦夏收开始的农业放“卫星”，令人吃惊地实现了区域性和行业性复制，蔓延除港澳台之外的中国所有地区，迅速形成了全国性的集体运动。　　 本论文以大跃进时期农业放“卫星”为核心，通过对其社会场景、基本内涵、政治动员、灾难危害的考察，结合对媒体报道的统计以及具体个案的剖析，系统揭示超强社会压力下所谓“卫星”这一谎言集体制造的逻辑。在1958年社会思维的空间里，“卫星”一词在群体的想象和制作下，成为一个特殊时代里虚妄的神话。现在看来，关键性的问题不在于农业“卫星”最先由谁制造的，危害究竟有多大，而在于这种符号同时也作为一种谎言，为何获得了国家的政治认同和推动，并得到了社会的集体跟风和追捧，而这种行为究竟建立在何种逻辑基础之上。我的回答是，“卫星”一词借助于语义的关联性想象，在本质上体现了追求发展“速度”的精神，而这恰恰契合了以速度为核心的“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卫星”成为一种精神动员和激励的符号性工具，是其获得政治认同进而得到官方推介的关键所在。　　 在本论文的视野中，农业放“卫星”不是一种农民的、自发的、内生性的行为，而是一种政府的、强制的、外源性的行为。在农业“卫星”的生成机制内，来自官方的强制性命令是最根本的原动力。在农业“卫星”产生的过程中，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层借助于集体化构建起来的强大的权力网络，运用以阶级斗争为指向的动员技巧和宣传手段，实现了执政党意志向基层社会的完全渗透，自上而下地整合了整个社会的利益结构和权力秩序，促使农业“卫星”亦即谎言的制造成为全国性的集体行动，进而悲剧性地促成公共道德和社会责任的集体性丧失。特别提及的是，尽管知识分子并非农业放“卫星”的始作俑者，而他们的鼓吹与追随却对“卫星”风的泛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知识分子以科学名义的解释，使农业“卫星”获得了存在的科学根据。　　 来自四川郫县的案例，从区域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印证了论文的主旨。在大跃进时期放“卫星”的县级单位中，郫县虽然不是发射“卫星”最多、“亩产”数字最高的，但却是最频繁的县区之一，半年之内接连发射了数十颗，亩产数字最高达八万余斤，是1958年全国最大的“卫星”之一。在郫县这个“卫星”大县背后，留下了行政主导和集体制造的浓重痕迹。　　 本论文放弃了以往研究中以理论为主导的分析，代之以数据为主导的实证，对农业“卫星”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解析。根据数据统计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1958年的“卫星”数量与1959年后的粮灾有一定的相关性。